中国科学院早期研究生条例的制定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借鉴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为了制定出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生条例,中国科学院并未完全照搬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方针和制度,而是进行了慎重的选择和改造,并吸收了院内外多方的意见和建议。该条例的制定不仅为中国科学院此后十年内一跃成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还为中国高等学校实施正规的研究生教育积累了经验并提供了参考依据,促进了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朝着正规化方向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早期院史札记

正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政研室(后为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院史室),研究科学院发展史,并负责撰写《当代中国》科学院卷的发展史部分,那几年我曾经拜访过多位科学院领导、行政干部以及科学家;还就如何撰写院史,以及针对已写就的科学院发展史初稿、修改稿,于1986—1988年间举办过四次座谈会。这些访谈以及座谈会,多是我(们)倾听他们对如何书写科学院院史,以及对写就的院史初稿的意见及修改建议。遗憾的是,那时的采访及座谈会都没有录音记录,仅留下我的笔记。     

新中国70年来中国科学院的创新、改革与发展之路

中国科学院与新中国同时走过70年的发展历程。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科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道路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5年)、"火车头"时期(1956—1966年)、改革开放前20年时期(1977—1997年)、知识创新工程时期(1998—2010年)和"率先行动"时期(2011年至今)。文章指出:70年来,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科学技术探索、改革、创新和发展的道路;面向未来,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深化改革,锐意进取。     

创新之路——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张泽教授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面对生命的追问,文坛才女李清照曾道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这样阐述生命的意义。     

历史文化名城开发与改造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已经成为历史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建筑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开发改造中,既保留传统特色。又适应城市的更新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历史文化名城被破坏的主要原因,加以分析,提出在现阶段,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有哪些困难。接着结合实际工作经历,最后总结经验教训,得出对现阶段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的大体方向和方法。     

探索创新之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五周年回顾

1997年12月,在路甬祥院长的亲自主持下,我院完成了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同志对研究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我院“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同年6月9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做出了支持我院率先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重要决策。2000年12月21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听取了我院启动阶段试点工作的汇报,审议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全面推进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报告》,批准我院试点工作自2001年转入全面推进阶段。5…     

中国科学院与“863”计划

值此中国科学院建院45周年之际,我代表国家科委向为我国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科学院的全体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工程

"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奠基石。从1955年我国决定发展原子能,到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承担了与核弹、导弹相关的大量配套科技任务,负责整个卫星系统的技术抓总,完成卫星本体的研制,并建立地面测控系统。中国科学院为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踏遍青山人未老——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的地质人生之路

他是中国数学地质的奠基者;他是获得国际数学地质最高奖的亚洲第一人;他是2010年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他是中国校长任期最长的校长;他是中国地质界的大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知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为此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者和有关管理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保证科学家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60年代初又几次重申,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作者对1950—1964一年间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时间问题之由来及其延续进行了探讨,认为它是政治主导学术、致使中国科学家丧失自主性的结果。文章还分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其他因素。     

产出与消耗的“竞赛”——上海电力计划分配1955-1960

1955年初中央政府决定以上海为试点,从第二季度起实行电力计划分配。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以积累经验为主要目的,制定了主抓用电大户的"75户"方案,却最终未被中央采用。在中央层面上,电力工业的发展自1950年代伊始便以"增长"和"节约"为宗旨,力图以挖掘设备潜力为主要手段,在不断提高发电容量和供电效率的同时,尽量降低电力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以及社会生产对电力的消耗。"一五"计划末,中央计委认识到这种一味提高供电效率的做法并不是电力供应的正解,而有限的发电容量在"二五"计划初的生产"大跃进"中使上海的工业生产陷入了用电短缺的危机,旨在节约用电的电力计划分配在工业用电出现整体性增长的情况失去了有效的调控作用。     

中国国家安全情报学术史(1949—1999年):历史范式主导的情报论

[目的/意义]学科学术史梳理是一门学科理论研究中承前启后、有效整合理论资源的重要途径,对于揭示学科发展之来龙去脉、进展趋势,掌握学科发展全局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开出版的情报著述进行历时性梳理和分析,全面考察1949—1999年期间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术成果,归纳其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结果/结论]1949—1999年间,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术史可分为"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研究、历史范式主导的描述性研究、国家安全情报学术研究转型"三个发展阶段,研究路径呈现"域外引进→域外研究→消化吸收"的发展脉络,研究内容表征为"零散史料→汇编史实→系统史论/理论"的演变轨迹。历史范式主导的情报史实描述是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术研究的主要特征,其理论成就集中于情报史梳理与情报理论体系建构,学科发展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学理化进程缓慢。     

科学与竞争:以日本物理学为例,1886-1949

明治中期,日本科学家的研究倾向开始转向理论科学。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视纯科学研究为一种智力游戏,任何国家的科学家都可以在其中获得机会,以展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属国家的文化优越性。在日俄战争以前,尽管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还比较低,但是日本的科学家还是梦想着能够在这场智力游戏中打败欧洲人,以显示他们的智力水平。长冈半太郎的土星原子模型(1903)是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之一,但是包括布拉格和卢瑟福在内的英国物理学家却因为这个模型出自一个“小日本”之手而对其漠然置之,没有给予适当的评价。量子力学的出现预示着物理研究的新方法即将登场,也预示着日本科学家从此可以与欧洲科学家同台竞争,尤其是在国家工业技术发达程度无甚影响的纯科学研究领域。年轻的物理学家像菊池正士和仁科芳雄才可以在1928年做出一流的成绩来。长期的科学努力最终使得20世纪30年代登上物理舞台的一位日本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1934年,汤川秀树发表了他的介子理论,他对一种新粒子的预言在1937年被Carl AndersonSeth Neddermeyer所证实存在于宇宙射线中,这个发现震惊了西方物理学界。甚至在日本迫切地需要科学家与之合作的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奋战在纯科学的战线上。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为诸如原子弹和雷达的研发这样的战时工程出过力,但是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放在诸如回旋加速器的建造,以及存在缺陷并且与新粒子特征不太相符的介子理论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上。1947年出访日本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顾问团发现日本科学家这种对理论科学的倾向对日本工业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毫无裨益”,但是这种倾向即使在战后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停止过,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则更是不可遏制。     

A lead user of instruments in science: John D. Roberts and the adaptation of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o organic chemistry, 1955-1975

During the 1960s organic chemistry underwent a spectacular transformation as a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tech instruments. In this process,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became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technique in organic chemistry. The theme of this essay is the relationship of Varian Associates of Palo Alto, California, the major manufacturer of NMR spectrometers up to the 1970s, with one early and crucial user, the organic chemist John D. Roberts, who was based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Pasadena. Roberts's research and teaching contributed to the fast and smooth acceptance of NMR in organic chemistry. He embraced the role of mediator between the instrument manufacturer, which had expertise mainly in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customers, who were mostly organic chemists.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tactics used by Roberts and James N. Shoolery at Varian Associates to implement novel types of instrumentation and on the mode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rument manufacturer and academic scientist.     

我国管理学研究与企业实践脱节问题的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期刊文献的分析

从管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即管理研究者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管理实践者所需信息资源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特定的情境下,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期刊为样本,运用文献统计法对管理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脱节,但是脱节的程度呈降低的趋势,修正了对于二者脱节现象过于悲观的一般感性认识。     

中国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体现环境保护的宏观演变格局研究(1949—2015)

从科技规划对体现环境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视角切入,提出"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体现环境保护的宏观演变格局"的研究问题。通过对1949—2015年中国科技规划全时段、全样本量的政策文本数据分析,得到结论,环境保护在中国科技规划中的内容越来越多、层级越来越高、对政策方向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且环境保护在历次规划中已日益成为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政策问题。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展环境友好型中长期科技规划的政策体系框架,并在实践层面首次积累了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对不同历史时期环境保护的影响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