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

东晋南朝时代 ,侨州郡县广泛设立乃至成为制度。侨州郡县是相对于原州郡县而言的 ,然而侨州郡县系统与原州郡县系统并不能够完全对应起来 ,原州郡县一经侨置 ,即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侨州、侨郡、侨县设立后 ,也并不稳定。至于当地州郡县 ,由于侨郡县的插入、迭置以至混合编制 ,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也就是以《宋书·州郡志》与《南齐书·州郡志》为代表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秦统一前后巴地郡县变迁考

“巴”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在秦统一前后的行政机构辖制中被分解得颇为复杂。秦在巴地设置郡县有其现实因素、民族政策、军事意图等多方面原因,其所设置的巴地郡县在以后又发生了多次变迁,这些变迁与秦王朝的实际决策是分不开的。     

20世纪以来秦汉郡县属吏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简牍材料的发现与公布,秦汉郡县属吏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在郡县属吏的设置、秩次、任免等制度问题上涌现了不少成果,其社会生活及政治参与也得到一定关注。但不可否认,研究中仍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如秦汉郡县属吏制度的发展演变、郡县属吏的具体政治活动以及与长吏关系等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加强这些薄弱环节的研究,无疑会促进秦汉郡县属吏研究的更大进步。     

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

秦统一全国为郡县,意味着特定的中国"封建时代"体制基本终结.自秦汉以来,中国古贤无一例外地看重"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关于它们之间的优劣利弊,争论始终不断.明末有亭林、梨洲先生出,大胆倡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其主旨则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若将亭林、梨洲文论与西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书对读,就不难发现古贤因得不到类似亚氏那种政治学理念的支撑,既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公天下、私天下"固有的概念陷阱,充分暴露中国传统学术致命的弱点,亦即钱穆等先生批评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从方国到郡县:卢氏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历程

《卢氏县志》云卢氏县得名于汉代卢敖的说法不确,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卢氏之名早在先秦已经存在,并非到秦代之后才出现。综合各种文献线索,卢氏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轨迹应为:卢氏地名首先得之于远古时代的尊卢氏氏族之名,应为尊卢氏迁徙过程中留下的历史信息;尊卢氏西迁之后,卢氏地区形成卢氏方国并一直持续到商末;春秋战国之世,卢氏经历了由独立国—附庸国—属地—郡县这一系列的过程;秦伐韩,设卢氏县;汉因秦制,继续保留卢氏县。     

论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

侨置制度并非东晋始创，它的渊源至迟可以追溯到汉初，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只是对汉魏旧制的沿用；淮南、江南、汉水流域及益州地区，是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四大分布中心，各地侨民来源、侨川郡县规模、土断及省并情况均各具特色；土断不是针对侨川郡县的混乱，也未完全废罢侨州郡县，它针对的是侨民户籍的寄寓性，通过划一行政区域让侨旧民就地入籍的方式达到消除寄寓的目的；东晋南朝侨川郡县名号的最后废罢是北方西魏、北周政权和隋王朝完成的。     

汉代城市的布局及其发展趋势

汉代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刘邦立汉至文景时期、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在城市的分布特征上,表现为相当的广泛性和极大的平衡性。其发展的主要标志是：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经济职能增强     

四凉统治时期青海河湟地区郡县设置初探

青海河湟地区在十六国时曾先后处于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掌控之下。四凉政权为巩固统治,出于各种原因,在此广置郡县,从而使河湟谷地出现了一次地方行政建设的高潮,这也改变了当地原本的行政区划格局和城镇分布体系,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郡县乡财政管理论考

汉代地方财政管理比较健全，实行中央统一调度，郡国、县乡分级管理体制。郡守是郡级财政管理的最高主管官吏，郡守的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支出的权限上；县级最高财政管理负责人由县令（长）兼任，县令（长）负责主管财政收入、仓储保护等工作；乡里是县以下的财政管理组织。     

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

在对南朝贵族制的研究中,南北人的地缘性,特别是关于北方贵族的地缘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依据近年南京发掘的六朝墓和出土的墓志铭等考古成果,可以克服研究史料的限制,获得有关侨郡县与士族尤其是与北方士族之籍贯、侨寓地、墓地关系的更加充分的认识.如侨置的琅邪郡临沂县以及兰陵郡兰陵县对于琅邪大姓王氏、颜氏以及兰陵萧氏来说,是名实相符的完全的籍贯;而其他士族与原籍侨郡县之间,则没有这样名实相符的关系,不具有实际疆域的侨郡县对于他们来说,充其量不过是登注户籍的地方.据此,被侨置的原籍是名义上的还是现实的,与作为士族的等级上下有着深刻的关系.     

隋朝和唐初对昭通的略定及郡县之设置

隋朝建立,结束了长达二百八十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局面,隋文帝对南宁州的经略,基本上重演了汉武帝开西南夷的过程。东线即从今宜宾往南在昭通境内设恭州、协州,再深入滇池地区置昆州(今昆明);隋虽然二世而亡,但其创立的多项制度却为后世所遵循。唐兴伊始即全面继承了隋朝建立三省六部,州县二级政区,以羁縻手段重置隋朝废弃的南宁州,并支持南诏统一各部。     

夜郎遗部五十个羁縻州如何被黔南路贵州防御使所取代

九百年前,宋徽宗以黔南路一统夜郎遗部五十个羁縻州,始建贵州防御使。从此,贵州防御使军政府发挥着捍卫南宋及元朝、明朝初年政权的军事作用。     

近20年来秦汉分封制与郡县制讨论综述

关于秦汉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问题，长久以来，史学界将其重点放在社会形态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综述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史实问题，第二，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性质与形式都发生变化的分封制其实效如何；第三，秦汉时期分封制再现，其性质到底样；第四，关于单义的郡县制和合二为一的郡国制的分歧。就此，特提出一些看法并进行展望。     

汉魏之际东三郡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

东三郡在东汉末年本是一片由地方豪强实际控制的深山密林,但由于其跨有荆、益的特殊位置,官渡之战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赤壁之战后,曹操用析置三郡并提升行政级别的方法实行羁縻统治.但在丢失汉中之后旋即被刘备夺走.由于刘备的人事安排弄巧成拙,造成孟达反叛、三郡和荆州一起丢失的恶劣后果.曹魏吸取教训,对三郡苦心经营,编户齐民,逐渐实现了有效管辖,利用这一地区来阻隔吴、蜀的军事呼应.当孟达欲再次反叛时,司马懿得以快速反映,长途奔袭,置孟达于死地.为进一步加强对东三郡的控制,司马懿不惜花费大量精力迁移人口,彻底肃清格局势力.各派势力对该地区的反复争夺,皆着眼于其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战略地位.司马懿迅速平叛也不仅仅因为行军迅速,而是得益于曹魏集团精心擘画、长期经营的结果.     

关于西汉陵县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陵县作为西汉特殊地方行政组织,对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相关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西汉陵县的设置究其根本原因是为了“强本弱末”,削弱地方,巩固中央;同时也是统治者推崇皇权,使陵民“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西汉一朝从高、惠到文、景,再到武、昭、宣计7帝都设置了陵县,并多次徙民充实人口。西汉陵县不同于一般郡县,虽地处三辅之地,但直属于太常管理,陵县令的禄秩也高于一般县令,与郡守相当。而陵民负担则与一般郡县相同。尽管陵县有巩固中央集权、开发关中、繁荣京师的作用,但其后期表现出不利于治安管理、田地资源紧张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和社会问题,致使元帝终废置陵县,诸陵邑也分属三辅。     

秦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其演变

秦代实行的行政区划是纯粹的郡县二级制,以郡辖县.楚汉之际实行的封建制以军功而非以宗法血缘为原则,与周代的封建制不同.西汉立国至景帝中元五年,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中元五年以后,汉代真正意义上的郡县制官僚政体才正式确立.汉代的州一直以监察区的形式存在,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州作为行政区划正式出现,郡县制被州郡县制所取代.秦汉开创的行政区划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书·州郡志》平议

某种意义上说,《宋书·州郡志》是沈约依据各类资料所编撰的一篇论文。本文就《宋书·州郡志》的编撰过程、存在问题、版本情况、校勘整理、学术价值、研究状况与研究方法等,略作述论与考议。     

略论清代贵州改卫归流

从康熙元年裁并诘戎、乐民等千户所到雍正五年将五开、铜鼓等卫改设为县,贵州"改卫归流"经历了大约70年才渐告完成。改卫归流适应了地方行政建置改革发展趋势,使贵州省属政区类型趋于划一。同时,也从土地、户口、赋役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充实了贵州立省的物质与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