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与王中先生的一段交往

我没有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过 书,也没有聆听过王中先生的授课,但他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师,他是长我２０岁的忘年交。 这段经历,这段历史要追溯到“沉重的１９５７年”。 主持王中的一次报告 ５０年代初,刚满２０岁的我在南京《新华日报》工作,先是编辑、记者,后来当报社总编办公室秘书,主编《新闻业务》刊物,研究和探讨新闻学理论。１９５６年春天,王中先生带领一批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讲师和学生在山东《大众日报》考察后,来江苏《新华日报》考察。领导上要我接待,并主持了一次由王中教授主讲的“新闻改革”的报告。当时他从共产…     

郁达夫和沈从文的一段交往

1923年仲夏,未满20岁的沈从文,毅然放弃“军旅”生涯,怀着上大学、当作家的美好理想,孑身一人,从千里之外的湘西匆匆赶往北京。不巧得很,当他几经周折,备尝艰辛到达仰慕数载的京都时,这里所有高校的入学考试都已宣布结束。无奈,他只好借宿在湖南会馆里,企图靠卖文度日,以待翌年的入学考试。然而他的文章,在当时竟没有一家报章杂志愿意采用,据说一位很享盛名的报纸副刊编辑,还“当众说着刻薄讽     

陈赓与胡志明鲜为人知的一段交往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到达中越边境，这时，越南抗法战争正处在严重困难时刻，这年1月，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援助，胡忠明秘密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会晤，就当时国际形势和越南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承担起援助越南的国际主义义务，经中国政府商定首先帮助越南发动一个边界战役打开局面，开辟从越南通往广西的交通线。     

谢国桢的目录学成就

谢国桢对目录之学有独到的认识，他将目录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发人深思。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这些著作在数十年中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学者。     

朱德与云南同窗范石生的一段交往

1909年,朱德从家乡四川仪陇来到云南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这座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学府,朱德与范石生同窗学习,朝夕相处,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范石生向共产党表达合作的愿望范石生(1887—1939),字小泉,号小翁,一作筱泉,云南河西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靖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范石生和朱德编在同一小组,经常传阅摘     

邓小平、蒋经国在异国的一段交往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由苏联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堂,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曾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的精英,中国政界要员     

悠悠五年采访情--我和崇明一农家的一段交往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４日 ,刘士忠拨通了《崇明报》编辑部电话 :“……今天是我５岁‘生日’ ,再次谢谢你了……”。搁下电话 ,这位死而复生的庄稼汉 ,从“不幸的幸运者”变为“幸运的不幸者”的前前后后 ,在我的脑海中联成一片……刘士忠是位年近五旬普通农民 ,家住崇明县竖新镇竖新村。“这５年 ,简直是场梦……”他经常这样絮絮叨叨告诉别人。事情还得从２０年前说起。１９８０年 ,风华正茂的刘士忠靠一手好泥木工活和工地经营本领 ,娶妻生女 ,正抖擞精神勾画美好人生 ,在邻里群中率先起步建楼奔小康。在“荒年不饿手艺人”的农村 ,他是个幸…     

张宗祥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作为一位活到新中国的旧中国的文史学、艺术学、教育学张宗祥，他曾三度与鲁迅先生共事。一次是1909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次是1914年－1922年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一次是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系统共同从事中学教育管理。文章对二人的交往作了全面的回顾。     

他也是一位园丁——记田流同志和我的一段交往

一田流,是我国著名的记者之一,认识他,并得到他的指导,确是一件令人值得庆幸的事。 1982年入伍不久,我被调到团里报道组工作。这个阶段,虽然新闻干事带我写了些东西,但起步不大。尽管文章见报了,至于什么叫消息,什么叫通讯却闹不明白。一晃,第二年了。恰好部队开展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工作,鼓励战士自学成才,我决定自学新闻专业,并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由于我们部队驻守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深处,交通很不方便,方圆百十里没有     

张厚生先生与钱亚新先生的学术交往

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张厚生与钱亚新两位图书馆学家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论文从相遇相识、学术通信、科研合作、日常交往等方面梳理了张厚生与钱亚新的学术交往,较好呈现了学术前辈提携培养后辈与学术后辈尊重学术前辈的学术承传和敬老的传统。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任建树先生交往的日子

正任建树先生1924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比我年长整整40岁。2019年11月在其上海建国西路1号的寓所辞世,享年96岁。近月以来,稍有闲暇就会想起先生,想起我与他交往(严格说来是我接受先生关心、鼓励、指导)的三十多年学术岁月。虽然我未能成为他的过门弟子,但内心深处一直是尊先生为业师的。     

我与罗哲文先生的一段书缘

2012年5月15日,不经意间看到媒体上罗哲文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几乎难以置信,想罗先生身体那样健康,到茶寿也不成问题,不想却这样匆匆离去.其实,春节过后就一直想去看望先生,聆听教诲,可每每想到他书房中络绎不绝的访客,还有那接不尽的电话,就心生退意,不忍心再去添乱.而如今,这种的念头也要画上了终止符.     

我同钱钟书先生的短暂交往

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而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同钱先生有过短暂交往。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不由得想起与他相见的情景。 那是19年前的事了。这年夏天,我正在北京采访“全国四届人大”。有一天,新华社总社对外部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香港《新晚报》总编辑向新华社约稿,要求为该报撰写一篇文章,报道钱钟书先生的近况。原因是钱钟书享誉中外,香港以及世界一些地方的华人知识分子都很关心他“文革”后的命运和当前的处境。接到总社通知后,我立即着手联系采访钱钟书。我先打电话给钱钟书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办公室,对方在告诉我钱钟书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后说,钱先生深居简出,身体又不太好,恐怕不一定接受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心里直打鼓,万一钱先生不接受我的采访怎么办?个人碰钉子倒无所谓,完不成任务会使约稿人失望哩! 大约是1979年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钱钟书先生家的电话,巧得很,接电话的正好     

毛泽东与方志敏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段交往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继广州农讲所之后，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两党合办的又一所培养农运骨干的学校。武昌农讲所培养的学生为以后全国各地的农民武装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毛泽东、方志敏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一段交往却鲜为人知。     

一段未曾披露的往事——忆马季先生

相声大师马季不幸辞世．举国震惊．不少人闻噩耗泪如泉涌,不少人赶去为他送行。在这令人哀痛的日子里．勾起我对一段尘封历史的回忆．那就是29年前我采访马季时的情景。     

持久的温暖——与王元化先生交往二三事

王元化先生驾鹤西归,离我们远去了.在怀念先生的日子里,以往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也从记忆深处渐渐浮现了出来.     

夏衍和姚苏凤的一段往事

何以“不足为外人道”? 新闻界前辈、吴郡乡先贤姚苏凤先生(1905—1974)对我谈起他和夏公(夏衍)的交谊,已经比较晚了,那是在六十年代前期,《中国电影发展史》刚刚出版的时候。我登门造访,他从书桌上拿起这部书,说:“总算买到了。”露出高兴的神情。爱买书本是书生常事,何以如此大喜过望呢?大约是他觉察了我的大惑不解,便说:“我和夏衍在电影公司共过事,还约他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写稿子。后来国民党要抓他,我从潘公展那里得到了消息,通知他避开了。——这是跟你随便聊聊的,不足为外人道。”既然“不足道外人”,我就不便多问,因而连“通知他避开”的时间、地点也不曾问及。这倒不是我谨守“交浅不应言深”之义。事实上,深交固然够不上,但是承蒙不弃,他以忘年交视我,也不算怎样泛泛了。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这类事情,还是谨言为是,免得别人以为自吹自擂。     

贵在心灵的沟通——记与冯亦代先生的交往

我与冯亦代先生初识是在1982年的夏天。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看稿,已退居二线的老社长林呐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是冯亦代先生到天津来开“民盟”的什么会,让我去谈一本散文稿的事。如今,时光已整整飞过去了10年,可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本是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不知他到底要找我谈什么,出乎意料地他品评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刊,还赞美了散文书籍的装帧设计考究。他对出版工作的熟悉,对编辑专业的关注,都使我感到他是位行家,这无形之中,就使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我为能够和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老前辈相识,感到无尚的荣幸。同时,他的平易近人,以及他的和蔼可亲的低低缓缓的言词,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张学良先生和一位台湾记者的故事

在台湾的岁月里,张学良将军名为隐居,实受软禁,算起来被软禁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来张学良最初研究明史、清史和民国史,他要找出,近百年来何以中国总被外国欺侮。后来他停止研究工作,笃信基督,并研究基督教义,他几乎和红尘世界断绝往来。他拒绝与新闻记者见面。这里披露的是一位记者试图采访张学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