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脚印——读《沙上的脚迹》

1995年的年末,到上海拜访了施蛰存先生。92岁高龄的施老先生送给我一本他最近出的散文集《沙上的脚迹》。凝视着书名,只觉得这“脚迹”不是走在“沙”上,而是深深地印在中国的大地上,印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 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学者。他的创作,独辟蹊径;他的学识,博大精深;他的研究,遍及文学、文     

我所认识的于鸣镝先生

2006年10月17日惊闻于鸣镝先生仙逝,很是惊讶,继而遗憾.惊讶的是,2005年10月还听我哥哥毛赣鸣说他去了一趟大连,并到于老先生的府上拜访了他,我还看到了他们在于家客厅拍摄的合影,看上去他是一个很健康的老人,一副斯斯文文的学者模样.     

盼望中国名政论家的涌现——《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出版感言

今天能够参加(新加坡)《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出版座谈会,我感到很荣幸。我跟卓南生先生相识将近20年,主要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这个领域进行交流和切磋。卓先生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报刊政论作者。作为一个学者,他有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中国新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不下于他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影响和知名度。报史领域填补空白作为一个中国新闻史学者,他有一本专著叫做《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是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化报纸开始诞生那个阶段,也就是十九世纪一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这一段新闻事业发展的…     

忆饭森正芳先生及其他

一六十年前,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读书的时候,认识了饭森正芳先生。他已五十多岁,我才十八岁,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我这个年纪轻轻的中学生,为什么会和日本老先生交朋友呢?因为饭森先生是日本世界语者,那时候我和同学吴克刚在向胡愈之先生学习世界语,是胡愈之先生把我们介绍给饭森先生的。饭森先生原来是日本世族出身的海军军官,后来受了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的影响,     

别让老先生难受了--出版物中数字误用问题多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先生,大学者。 老先生的一篇短文《勿置我于非科学之境地》,在下已见到一次刊出、两次转载,首次刊出于《开卷》2000年11月号,转载于《中国出版》2002年第2期,再转载于《科技术语研究》2003年第1期。跨度已逾三年。     

向专家约稿

A老先生过世好多年了,可是一想起他,我心里还十分不安。他是某门科学在我国的创始人,一直坚持实践,数十年没间断。这门科学孩子们不但能理解,还能照着去做。我们请A老先生写几则他自己的实践片断,目的在于引起孩子们观察自然的兴趣。老先生一口答应了,没过几天就托人把稿子捎了来。稿子用毛笔写的,工工整整,内容符合我们的要求,只是用的文言,老先生没养成     

记者·学者·教授

戈公振先生是旧中国一位杰出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流芳后世的新闻学学者,对我国新闻业史作出了开创性研究;同时,他还是一位在我国早期从事新闻教育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人。戈公振先生集名记者、学者和教授于一身,三位一体,相互促进。今天,我只就他如何把三者密切地结     

远眺魏建功先生

客厅里悬着吴小如先生书赠的条幅,来客是编辑,由此知道我和吴老先生的师生之谊,便托我向老先生组稿,请他写一写魏建功。这位编辑编的是魏建功家乡的文史杂志。吴老先生回函说,近时正忙,待明年魏老文集出版再写吧。正欲复命编辑,忽而想,我也见过魏老的,不如先凑一篇,暂作缓兵之计。我在大学读书六七年,见魏老则不超过六七次,而交谈一次也说不上。应该说,我从来没有走近过魏老,只好远眺了。     

蒋介石之死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从小楼离去.     

千年时尚解读——读《中国服饰美学史》

北大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有关中国美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当他打开由蔡子谔教授以一人之力、十年之功完成的180万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时,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先生难以掩饰其大喜过望的心情,他认为自己真正看到了一部非常难得的且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同感于叶朗先生。时至今日,在我藏书架的一隅仅仅能够寻到一部沈从文先     

张季文章比较论

这几年。有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很走红,一位是张中行先生,一位是季羡林先生。两人的文章,我都看过一些,张先生写的,说是散文,更近于随笔。起初我是服膺张先生,不那么服膺季先生的。比如留德十年,只写了那么薄薄一本小书,就让人觉得遗憾。最近看到季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怀念汤用彤老先生的,说自己所以能得到淡泊名利的美誉,乃是受到汤先生的关照。汤先生在不同的时期,都将最高的职称     

访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见证人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1937年7月7日爆发时,担任卢沟桥地区宛平县县长的王冷斋先生,便成了这一历史的见证人。44年前,即1957年卢沟桥事变20周年的前夕,我走访了王冷斋老先生。当时,他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这位鬃发如霜的老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张勋复辟时,他随军来到北京,后弃武从文。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造成华北地区“山雨欲来风满     

中国研究严复第一人——回忆我的导师王栻先生北大核心

我是怎样成为王栻先生的研究生的王栻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老教授,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研究严复第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了三届硕士研究生,共五人。我是他的第三届招收的研究生,是1980年春考的,1980年9月1日进校。那届王栻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全系也只招收了三个人,另两个是中国古代史的。     

志向

敝人读书从不熬夜。该睡觉了,再好的书看不完暂先扔在一边。记忆中只有一次是例外,就是该顾执中老先生的《报海杂记》。欲罢不能,用了一个通宵将此回忆录看完。这至少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书中有个细节却记忆如新。写此书时,当时的顾老先生已八十开外,身兼新华社特约通讯员。晚年的顾老先生定居北京,他是南汇人,又有不少故旧在上海,每年老先生都要在京沪线上来回旅行,见闻一些新鲜事情且有了感触之后,老先生必提笔撰文,一吐为快,投稿新华社。我印象中他有一个名篇就叫《万里环行感想多》。我没有做考证,八十开外仍笔耕不辍的顾执中老先生算不算中国新闻史上的老记者之最?     

王仿老有话要说

北京方庄是一个顺风顺水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新闻出版界、文艺界以及外交部、经贸部系统的干部和名人驻锡于此,使这个小区增加了文化含金量。在这个藏龙卧虎之地,常有一位老先生柱杖而行。方庄邮局已经熟悉这位上海青浦口音的老爷爷,从他手中接过来的多是发往京、沪两地的邮件,不用多日,报刊上准有老先生的文章。这位老先生就是著名出版家王仿老先生。他从1939年参加生活书店,一直服务于出版界。更难得的,他是目前尚健在的曾见过韬奋先生的少数几位出版界前辈之一。王仿老在出版、印刷、发行行业都工作过,早年间一篇《门市工作七十二…     

编辑学是一门重要学科——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叶子铭先生

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读叶子铭先生参予写作的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后来研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编辑家茅盾,都曾细读过叶先生《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茅盾漫评》等专著,但直到1995年7月,我才有幸第一次拜见叶先生本人。那天,因为南京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正等着他这位研究生院副院长就坐主席台并讲话。后与他只聊了十几分钟,我就告辞了。先读其书,再见其人,我感到叶先生是真学者,智慧、随和、热情。1996年元月,叶先生来郑州出席国     

五封书信一片情

我国建筑界泰斗，中国建筑大师陈植老先生百岁华诞庆贺活动时，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撰写了《百岁建筑大师陈植》纪念长文，刊登在上海建筑学会庆贺陈老百岁华诞专刊上，然而，谁知时隔不久……有一天早晨上班时，我刚走进现代建筑设计大厦大堂，就见许多人都围着看通告栏。我走上前一看，讣告：2002年3月20日凌晨陈植老先生仙逝。太突然了，我的心也突然加快了跳动，脑海里浮现起许许多多的陈老先生的往事。往事中印象最深的是五封书信。上世纪80年代修志高潮的时候，陈老已经是年已古稀的老人，他为了编写上海近代建筑史，先后给我写了五封书…     

悼叶秋先生

案头放着厚厚的书稿,叶秋先生撰写的“序”摆在那里。看那熟悉的字体,读那熟悉的韵律,依稀中,我总觉得他在与我面谈。可是,就在昨天,我收到叶秋先生治丧办公室发来的讣告……除书信往来,我和叶秋老只见过3次。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颇深。我想,这其中除却晚辈对前辈学者的崇敬和追随,也与叶秋老独特的气质和个性不无关系。初识叶秋老,是1986年11月,在天津编辑业务培训班学习期间。当时,为我们进行专题讲学的,大都为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其中叶秋老和戴文葆先生都已年愈花甲了。记得当时正值叶秋老不适,学习班是派专人在京津两地间接送他的。     

长者王峻峰

<正>疫情防疫政策调整前后,我宅居沪上两月,突然有书友来一微信,告知王峻峰老先生辞世的消息。我顿时愕然。王峻峰老先生出生于1922年,至今整整一百岁。长命百岁,王老做到了。2020年春节前,我例常去王老家看望他。王老头脑清晰,只是患有耳背,与他说话,需要大声叫喊,否则他听不清楚,     

悼念安春根先生

安春根先生是韩国著名出版家、学者,创立韩国出版学会,井任首届会长。1991年改任名誉会长。他著作甚多,并在大学任兼职教授。生前与日本出版学会积极联合筹办出版国际论坛年会,卓有成效。在中韩两国建交以前,1990年,他曾和韩国出版学会会长尹炯斗先生一起专程来沪盛情邀请赵斌先生和我于1991年出席在汉城召开的第五届出版国际年会。他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古书研究》第七号,这是他担任顾问的韩国古书研究会主办的期刊。内有他写的《新罗时代印刷出版问题》一文。原来,1989年我在出席东京出版国际会议期间,曾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即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內发现《陀罗尼经咒》的印刷覆代问题,据专家考订是公元704—751(新罗圣德王三年—景德五十年),那末比敦煌莫高窟发现的868年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早一百几十年,成为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制品。我问他个人的看法,他用谨慎的口吻回答了我的问題。《古书研究》送我,大概是对我一年前提问的郑重的书面答复,衷心很为感动。1991年汉城的出版国际会议我终于未能成行,没有能同朋友们再次见面,丧失一次学习的机会。可是,1992年春节前,我接到他一封从汉城寄来的热情洋溢的祝贺信,那是他收到我与人合著《中国出版史》一书后的来信。在和安春根先生不多的接触中,他对中韩两国出版友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对出版事业以及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本刊发表安春根先生生前为《杂志出版论》的中文版的序言和我国著名编辑家戴文葆先生的悼念文章,表示我们对安春根先生的深切的怀念! 一九九三年五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