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建构模式与现实考察

认知传播概念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传播学,是应时代发展而提出.就“认知传播”这一全新研究范式而言,首要任务是明确其理论溯源;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关于“认知”思想的梳理,到德国哲学中关于传媒与认知关系的探讨,再到认知传播的神经基础,这既是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也是一种身份自觉;继而探讨认知传播的模式建构,回归到认知传播的核心——意义共享与互动关系;提出认知传播是具有现实属性的创新之举,其具有感知特性、注意特性以及记忆特性,在“互联网+”战略发展的今天,虚拟交互更是凸显关于“意识认知”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也是提升华人传播学研究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对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再思考

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关于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争论曾引起诸多著名传播学者的关注,也影响了对传播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知.所谓“传播中心理论”是指统摄传播的所有过程,将传播现象进行普遍意义上归纳和揭示的传播理论.文章对其产生的历史进行溯源,指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难处即范式的不同,在分析传播理论缺乏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传播领域研究逐渐地“内眷化”和“窄化”的表现.     

网络时代的“拟态环境”

人们借助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来了解和认知世界,并据此对自身的行为做出调整。在网络时代,网络媒介也参与到构建“拟态环境”中,改变了原有的传播生态,并由此引发了“拟态环境”的变局。本文探讨了网络营造“拟态环境”的机制,分析“拟态环境”的变化。     

认知传播:融合突破、学科建构与创新——专访中国认知传播学学会会长欧阳宏生教授

认知传播学,作为以系统论为支撑,以“认识”与“传播”两大学科为研究基础本体,并将两大学科进行融合,形成的分析人类在传播过程中人脑、心智、接受等工作机制规律的系统理论与学说,有着自身的特点和理论建构.文章在阐明认知传播学内在宏观体系构成的基础上,提出认知传播学必须成为具有中国学理内涵、融合西方理论、立足中国国情的新兴学科.而作为一门高程度融合、又极具前沿特征的全新学科,认知传播学必须尽快谋求建构一种总体性制度,完善学科建构,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的过程中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优化思考与实践

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但深刻改变了传播格局,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认知习惯。在新一轮的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作为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通识基础和政治基础,面对当前新闻传播业界的变化以及教学对象认知习惯的改变,需要对课程教学进行优化,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优化应该重视历史和理论教学的作用,回归学科课程群,通过融贯佐证和体现经典理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性。同时,通过不断丰富教学手段,拓展教学模式,在守正中创新,切实提升课程质量和效果。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英美文化认知的变化

当前,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社会认知及文化认知的方式。本文以新媒体传播为视角,从宏观来研究传统媒体环境和新媒体环境下青岛市大学生对英美文化认知的变化。     

媒介进化视野下的非言语传播——肖似与扭曲、延伸与遮蔽、补救与乏力

根据媒介进化的阶段性特征,传播学学者分别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人体延伸论”和“媒介补救”理论,从非言语传播视角分析这些理论发现如此重要的非言语传播却在媒介进化过程中屡遭遮蔽,而且经常被传播学研究所忽视.传播的深层欺骗性在于其借助非言语传播构建肖似的“拟态环境”,隐蔽地影响受众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新兴媒介延伸了人体言语传播功能,却导致非言语传播功能丧失;虽然各种新媒介结合自身特征,采取多种补救手段,但是对非言语传播的补救仍显乏力.媒介进化趋势仍将进一步创新非言语传播符号,回归并超越人际面对面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并实现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的平衡和协调.     

从免费惯性到付费变现——数字环境下知识传播模式的变化研究

数字环境下,传统的知识传播格局受到冲击.知识传播模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将知识延伸为一种“经济”的趋势不可违抗.文章梳理了数字环境下多元化的知识付费模式,从认知盈余和粉丝效应阐释了推动知识传播模式变化的动因.多元化的知识付费模式也给知识传播环境带来重大影响,包括推动知识付费群体的形成、出版社向全方位知识服务转型、降低传播噪音扩张、“长尾”孕育细分的利基市场等方面.     

认知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与发展策略

认知传播学以“认知”作为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工具,是近年来传播学科进行内部自我反思所诞生的重要议题.由于认知科学多样化理论脉络之影响,不同传播研究者在引介过程中依据其各自偏向,呈现出结构交叠的知识背景.从认知传播学目前的对话进展来看,主要已形成本土化、交叉化、细分化、实验室以及科学化五大进入路径.考量认知传播学未来建设,需要厘清如何继承与拓展传播学在认知研究方面的前期优势,并通过为其他学科提供呼应支持,提升在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被容纳程度;同时,也应当重新检视认知科学为学科理论框架建构带来的挑战.除此之外,认知传播的平台建设与科技层面实践亦是后续不容忽视的基础面向.     

媒体创新理论传播的建设性沟通策略——基于对“浙江宣传”的观察

随着媒体融合不断走向深入,党的理论传播面对的整体环境、平台媒介、传播方式、话语体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理论传播面临更激烈的注意力争夺和圈层受众突破,传统媒介时代“橱窗式”的信息展示和“严肃说教”的基调日渐式微,急需一种沟通叙事来占领认知高地。另一方面,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为提升理论传播速度、广度和热度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使得理论传播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具想象空间。因此,本研究融合建设性理论与政治沟通理论,从3个方面阐释媒体建设性沟通策略如何赋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以“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议程设置迎合主体的多元协同,以“解释性”叙事与“解决性”叙事建构信息框架,以“非理性”因素实现情绪动员。     

论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社会学转向

媒介环境的变化引发人才需求变化,进而促使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调整.国外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社会科学的导向,国内的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也呈现出转向社会学的趋势.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和中国社会学独特发展路径为充实和改善新闻传播教育提供了可能,具体体现在理论、研究方法和相契合的培养目标上.     

新闻真实认知与虚假风险规避

当前,不同以往的新媒体环境已经形成且在不断变化,多元传播主体、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和受众的新闻接受习惯.对于“真实性”这个被视为新闻传播生命的问题,同样也在新闻实践中衍生出了不少新特质,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 新媒体环境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新闻真实的追求?人们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虚假新闻的感知为何与以前有所不同?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结合新媒体传播特质去追求真实、规避风险?本文试图结合当前媒介形态和传播环境的新变化进行阐释讨论.     

论固定报道框架下的新闻价值偏差

媒介通过对现实的认知来塑造新闻中的事实,媒介的认知活动并非无序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固定模式在新闻报道中体现为新闻框架,媒介就是根据框架来搭建事实的逻辑顺序。反映事实的整体性。框架理论起源于心理学中的基模概念,著名加拿大传播学者高夫曼认为“框架意指人们用以解释外在真实世界的心理基本模式,是人们认知、了解以及界定行事经验的基础。”     

浅析网络环境下意见领袖的形成机制

20世纪40年代拉杂斯菲尔德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并运用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中．如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给人们的传播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本文在网络虚拟社区的新环境下．将“意见领袖”的理论运用到网络传播中,探讨意见领袖的形成机制．重点分析意见领袖的角色特征变化．     

互联网时代涵化理论的变迁与启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涵化理论赋予了新的含义.涵化理论在目前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中依然存在,但互联网的特点使得涵化理论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对受众的单向线性影响变为了受众与媒介的双向互动.受众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通过积极参与和互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动行为接受着互联网话语的教化和培养,这些行为和因素都在影响着涵化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理论框架及效果评价,也影响我们对互联网受众的认知与价值发现.     

用人际传播实现电视新闻的大众传播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大众传播研究在整个传播学研究中的位置日益重要,而人际传播研究却受到冷落。事实上,人际传播是一切传播的基础,人际传播的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基础。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和罗杰斯的“创新扩散论”都表明,“人际交往在传递和证实由媒介产生的信息和观念中扮演了中介角色”。施拉姆也说,“最典型的和最频繁的传播格局是一种扩大了的双向关系”。     

专业主义的同构:生态学视野下新闻与公关的职业关系分析

本文提出当前新闻与公关职业关系的“囚徒困境”问题,分析了媒体-消息来源和职业社会学两个研究路径下新闻与公关的职业关系及认知现状研究.论文通过引入生态学的理论范式,论证了新闻与公关职业特性认知和职业生态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在生态学范式下,职业共生关系是新闻与公关走出“囚徒困境”的最理想选择,而“专业主义同构”是这种共生关系下最理想的状态.     

经由传播而组织——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

“经由传播而组织”,是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组织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探讨这“经由传播而组织”的具体机制与规律.本文从组织理念发展、组织传播观念变化两个方面,阐述“经由传播而组织”这一动态组织传播观的具体含义、现实背景和理论沿革,探讨它对于组织传播研究发展的价值,以及在当下中国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差异到认同建构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

跨文化传播理论由来已久,爱德华·霍尔被认为是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第一人”,后续相关学者对于跨文化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拓展研究,当下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跨文化的传播与文化认知变得尤为重要,如何准确阐释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架构便成为一个基础性的要素。此前阐释大多局限于跨文化传播这一单一领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极少能够将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系统阐述,因此本文从文化属性、文化差异、文化认同以及跨文化传播四个板块对于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认为文化属性是产生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文化差异是由文化属性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文化认同则是愈合差异,建构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并逐步发展了跨文化传播理论。     

当新闻遇上修辞：媒体外交的传播智慧——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分析

本文对研究设想从框架理论出发,并以言语行为构建分析框架。框架的概念形成经历了贝特森的人类学到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再到传播学的发展历程。框架理论在西方传播学兴起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将框架作为阐释个人的“认知框架”并应用于传播情景。认知框架即“贮存在人脑中的经验和知识的认知结构”,或“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