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柴棒“辞格新说

区分借喻和借代是修辞学的难点之一。长期以来，在中学语教学实践中，人们对夏衍《包身工》一“芦柴棒”用何辞格的理解分析笼统而偏执，本对此加以辨析。     

现代修辞学首先是纯修辞学吗?——与郑荣馨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修辞学的性质，是修辞理论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现代修辞学要繁荣发展就得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文章结合郑荣馨先生《〈修辞学的性质新论〉质疑———与骆小所先生商榷》①一文所持的修辞观，分析论证了以理论研究和运用研究的有机统一构成学科价值的现代修辞学，并非纯修辞学。它属于艺术部门而不属于科学部门，属于大语言学而不属于纯语言学；同时也是一门边缘学科。     

汉语与维吾尔语比喻辞格差异原因探析——以《红楼梦》维译本为例

汉语、维吾尔语比喻无论是表层的结构形式,还是蕴含在形式内部的深层喻义都存在种种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很多,有语言本身结构的原因,也有认知思维不同产生的原因。文章以维译本《红楼梦》为例,试从语言体系和认知心理两个角度探索造成汉、维两个民族比喻差异的原因所在。     

对同语辞格的界说及其与相关辞格的比较

零、引言 首次将"同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辞格提出的,学术界公认为是张弓(1963),他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指出,"主语、表语同一词语,构成压缩性的判断句,叫做同语式."在张弓之前和之后,有很多学者对此现象予以过关注,从不同角度做出过阐释,但是至今我们仍然很难看到有一种科学而统一的说法.     

中国系统思维与汉语修辞学——关于汉语修辞学的思考之二

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汉民族认识世界呈系统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汉语修辞学的整体意识:一是把修辞与其所共生的题旨情景视为一个整体,二是强调“因宜造变”的修辞方略,三是二元对待、阴阳和合的修辞体系建构。然而,这种意识缺少科学性,不重层次,不重分析,不重与“阳”对立的“阴”,所以,现代汉语修辞学必须吸收域外文化的精华,从而提高其学科品位。     

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论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

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卓然有成,也颇富特色,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将语法与修辞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阐释了汉语中种种不易解释的语言现象;二是对修辞学的研究具有全局观,较早地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语修辞学学科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是善于概括归纳相关修辞原则,重视修辞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四是重视在继承与借鉴中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到的修辞理论体系;五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修辞现象,为后人开展汉语修辞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现代汉语词汇学》中关于造词法的几个疑问——兼与葛本仪先生商榷

针对葛本仪先生《现代汉语词汇学》一书的＂现代汉语造词法＂内容提出与＂摹声法＂、＂音义任意结合法＂、＂音变法＂以及＂引申法＂等相关的疑问,并阐释了质疑的理由。     

辞格特征与辞格辨识——谈借喻和借代、移就和比拟的区别

辞格特征是认知在语言上的反映，据此可以辨识相似易混的辞格：借喻和借代从认知特征上看，借喻的特征体现在喻体上，借代的特征体现在本体上；从语义指向上看，借喻中谓词的语义指向喻体，借代中谓词的语义指向本体。移就和拟人从认知特征上看，移就的特征体现在做修饰语的形容词上，拟人体现在做谓语的谓词上；从语用目的看，拟人是使物具有人的特征或动作，使之更形象生动；移就是为了突出非修饰者——“人”，使情感显得更深沉。     

修辞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与王希杰先生商榷

本文以<王希杰修辞学论集>中的一些矛盾观点为话题,就修辞和修辞学中的修辞学、阶级性、编码、解码、接受修辞、语言美、言语美、得体性和有效性等一些基本概念阐述个人看法,以期引起修辞学界的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博引群经体实达旨尽显鸿儒风范——杨树达先生《中国修辞学》一书评介

杨树达先生(1885～1956)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史学家,字遇夫,号积微,湖南省长沙市人.杨先生青年时代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先后在湖南、北京等地任大学教授.杨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成就斐然,造诣极高,其一生著述颇丰,学术著作可分为辑录古人之引文以解释古书类、修辞和语法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著述类、校勘注释和考证著作类、文字训诂著作类、甲骨文著作类、金文著作类等六类.<中国修辞学>(又称<汉文文言修辞学>)为杨先生在修辞方面的力作,是继<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之后的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修辞学著作,在这本书中,杨先生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修辞理论构架与见解,将修辞学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使之从传统经学附庸的地位中独立出来,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面对如今异彩纷呈的修辞学研究著作,<中国修辞学>的地位与贡献是任何一本著作代替不了的,其鲜明民族特色与独特的修辞理论建构至今仍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去悉心学习与研读.     

有限的概念术语 无限的发展前景——论王希杰先生的"三一"修辞学理论

当代语言学、修辞学大家王希杰先生的“三一”修辞学理论，反愉部修辞学的问题建立在以下三组概念之上：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这个理论体系抽象出了当代修辞学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提高了 修辞学的科学品位和社会功能，因此，可望为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带来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让人性的光辉照亮知识的殿堂——汉语修辞学课程资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汉语修辞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开设的一门选修课程。为了给学员提供全面、及时、高效的学习支持服务,我们针对课程的特点,在资源建设过程中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一是注重资源的实用性,二是注重情境构建,三是多种媒体资源优化组合。这种做法为远程教育课程资源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修辞学性质刍议——兼与郑荣馨先生商榷

修辞学的性质历来有争议。骆小所先生在《修辞学的性质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修辞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修辞学属于大语言学”。一个部门挂三块牌子,也许可以办很多事情,但也可能职责不清,性质不明。笔者坚持大多数人自觉反对,不自觉认同的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仅这一点说,我和骆先生是一致的。至于郑荣馨先生在与骆先生争鸣的文章(见《修辞学习》1996年第5期)中把我列为“艺派”代表之一,倒使我感到受之有愧。我们承认骆文在理论及表述上是有点问题,仅就“修辞学属于艺术部门而不属于科学部门”这句话来看,较审慎的表述似应为:“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自然科学”。尽管如此,细读该文,这一认识还是明确的。又若要避免理论上出现漏洞,在我看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人文科学内部,修辞学属艺术学而不属于语言学。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骆文在语言表述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修辞学属艺术学的观点能否成立。故笔者     

选择疑问句的标点问题--兼与宋生长先生商榷

一、句子中间的停顿符号 选择疑问句是疑问句的一种,它"中间的停顿用逗号,句末用问号."(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3页)但是,"标点是书面上的,它的使用同语句的结构和意思有密切的关系.……语句中有的地方可以用这一科标点,也可以改用另一种标点."(同上,204页)因而,选择疑问句中,如果要强调每个选项的独立性,每项之后则可以用问号.例如:     

修辞学研究应有的格局与坚持——序宗廷虎、李金苓先生80华诞纪念文集《追梦修辞学五十年》

宗廷虎与李金苓夫妇同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都是师从中国现代修辞学之父、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学习修辞学的。他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学习研究修辞学,直到耄耋之年,仍然心系修辞学,魂牵修辞学,穷其一生,矢志不渝地在修辞学园地辛勤地耕耘、拓荒。他们在修辞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修辞学界同仁所一致公认。他们成功的秘诀有两点:一是对修辞学这门学问的坚持,二是有自己研究应有的格局。     

语文当为心灵奠基——与王尚文先生商榷

我认为，语文教材采取主题单元建构的方式，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天台何来九宰相——就《南宋天台九宰相》一文与丁式贤先生商榷

丁式贤先生在《新台州》杂志2012年第9期著文《南宋天台九宰相》,文中称,“当时成丁人口仅5万余的天台县,就有宰执9位,其中左、右宰相及相当职务4位,副相5位”。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除贾似道之外,其他8位,有些不是天台人,有些虽是天台人,但不是宰相及相当职务,也不是副相。     

"山中高士晶莹雪"隐喻对象辨正--与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商榷

冯其庸先生对红学界关于“山中高士晶莹雪”隐喻薛宝钗的看法作了新的解释：“山中高士”非指薛宝钗，而是破折号“晶莹雪”。认为薛热衷于功名利禄，不配称高士，冷冰冰的雪才是“山中高士”。联系曹公关于高士的用典、薛宝钗的全部言行表现以及与林黛玉之间的对比，“山中高士”隐喻薛宝钗，“世外仙姝”隐喻林黛玉都很恰切得当。我们不能苛求于封建时代的一位淑女。由此而论，对红学中的不少表现手法和语言，不能琢磨得过头，否则，真理超出半分便是谬误。     

虚拟与映衬——浅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辞格运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属意境上的辞格有比拟、反复、呼告、设问、夸张等五式;属句章上的辞格有排比、层递、详略呼应句等三式;属材料上的辞格有比喻、借     

“鄢”解不疑——与贺江先生商榷

《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刊登了贺江先生《鄢地存疑》一文。该文认为《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鄢”并非如晋代杜预所说的指“颖川鄢陵县”(今河南鄢陵县 ) ,而是指其它的地方。此文观点被部分高校中的教师引用。笔者进行了认真地考证 ,认为贺文大谬 ,必须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