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乡官议设初探

清代中叶开始就不时有人提出恢复古代的＂乡官＂制度,将国家职官体系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对其实施更为有效的控制。然而,＂乡官＂筹议始终停留在朝野话题的层面上,而未得到实施。时至晚清,随着西方地方自治思潮的传入,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将西式地方自治与传统的＂乡官＂制度嫁接起来,改善基层治理。     

秦国准乡官、乡官职责职数考

秦国乡级政府基层社会治理归纳为乡行政和乡自治两方面,分别由乡官和准乡官负责实施。秦国的准乡官有乡三老;乡官主要包括乡啬夫(乡主)、乡守、田啬夫、乡佐和乡司空。乡主和乡啬夫意同,是一乡的行政首长;乡守辅佐乡啬夫处理政务;田啬夫负责一乡的农业;乡佐是主要乡官的佐官,常配合乡守共同处理政务;乡司空掌管一乡的徭役和追缴欠款等政务。乡守职数据乡的大小确定,每乡二至三人;其他乡官一乡一人。     

论清末地方自治的困境

清末地方自治是清末预备立宪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晚清的地方自治活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并随着清末预备立宪活动而得以推行,虽然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清末地方自治的首创意义以及它在推行中所面对的种种困境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反思。     

清末浙江地方新政筹款

清末,为筹办各项地方“新政”,广泛的筹款活动在各地普遍展开。由于其征收来源复杂多样,征收主体极为分散,在为地方新政开辟了财源的同时,它也开启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契机。浙江省在这一时期的筹款围绕着教育、警政事业,收入来源以各类地方认捐为主,兼及各类官方补助,直至清代结束,也未形成一完整的收支规范,对这一活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具体的、地域性的角度审视清末新政改革下地方各利益群体的冲突格局。也部分地解释了晚清“民变”迭起的深层社会原因。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述评

清末民初河南一度掀起地方自治热潮,从设立地方自治筹办处、训练自治人才到两级地方自治的展开,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政治试验,而地方自治之所以无法顺利推展,既有制度不良的原因,也有经费等方面的原因。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述评

清末民初河南一度掀起地方自治热潮，从设立地方自治筹办处、训练自治人才到两级地方自治的展开，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政治试验，而地方自治之所以无法顺利推展，既有制度不良的原因，也有经费等方面的原因。     

清末地方自治的制度价值分析

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但这一个制度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主要表现在：（1）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的范围;（2）肯定了地方自治团体的法人资格,并规定了其内部主要机构的制约机制;（3）设计了一套有助于地方事业开展的选举制度;（4）为正确处理官治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5）对以后政府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袁世凯与清末天津地方自治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 ,积极在天津举办地方自治。天津地方自治的兴办 ,对清末全国各地自治的开办与宪政风气的养成具有一定的意义。     

浅析清末地方自治思潮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清末地方自治思潮是清政府力图挽救风雨飘摇状态的一种尝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却未能挽救苟延残喘的清政府.但是其中的很多思想和教训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程,供后世借鉴学习.     

清末民初宁波地方自治与水利工程建设

清末民初,虽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但由于在人力及物力的不足,在地方公益事业中,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宁波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中,地方人士因为国家推行地方自治而获得了国家的授权,在工程决策、经费筹集、工程建设等环节中都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这说明地方自治的推行固然使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但社会精英在地方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削弱。     

从市民社会到地方自治运动的视角看清末地方控制政策的变迁

在清末，随着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生活领域控制和民间结社限制的放松，在一些政治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市民社会化的趋势。此后，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立宪”的过程中又启动了地方自治运动，促使地方控制政策发生了新的变迁。     

清末爱国学社补议

清末爱国学社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巨,然学界相关研究尚存在诸多缺失。爱国学社于1902年成立于上海,为筹集经费,蔡元培等中国教育会负责人积极奔走募捐,外界亦热心捐助;学社本着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的宗旨,开设诸多近代新兴科目,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努力壮大革命队伍;爱国学社学员年轻气盛,因经济原因不满教育会的领导,要求学社独立,师生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导致会、社分裂,爱国学社也因清廷的打压而于1903年解散。     

清末关于地方自治的一次大讨论

1906年9月至1907年2月,地方督抚、将军以电文的形式,对地方自治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其中有的赞成速行,有的赞成缓行.这次讨论,使越来越多的地方大吏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并提醒了中央政府在推行地方自治时,要注意普及教育、培养人才,要解决经费问题,并应考虑各地的不同情况.     

“城厢”与“乡厢”：清末武阳“城自治”区域的划分

清末新政时期,县以下实行“城镇乡”地方自治.对于“城自治”区域的划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虽然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但对于何者为“厢”,厢区应该如何划分,却并未予以详细说明,最终致使一些县在城厢自治区域的划分上费尽周折.清末武阳“城自治”区域划分过程的艰难与反复,即充分展示了城乡双方所能够利用的各种制度空间及其背后运作的社会机制.     

新清末演说补议

清末演说的主体既包含有政府官员、教育界与教会人士、专业的演说员以及新女性这些个体,也有以各类演说会为主的社会团体。演说的内容主要包括宣传军政改革与时事;改良经济、发展实业;改良社会风俗;革新教育等四个方面。相对于宣讲等其他社会教育方式而言,演说具有形式灵活,贴近听众;开展时间较早;数量大,内容丰富;煽动性强,影响多集中于演说前后等特征。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演说的主体和内容也受到了政府的限制。     

以宣讲所为中心见清末社会教育的发展

清末宣讲所首要宣讲《圣谕广训》,也包含了以“开民智”为主题的启蒙演说,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之一.从它的社会教育特征来看,新政时期的宣讲所一方面负责传导立宪、教育以及自治原理等,具有强烈的启蒙性、现实性与政治性;另一方面,它在内容、功能以及管理等方面还不成熟,是清末社会教育发展不足的主要体现.总而言之,它呈现了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社会教育的总体特征与缺陷.     

清末上海地方自治与合法性

上海地方自治是清末地方政治实践的一个亮点。民间士绅的自治诉求得到了官方的回应，二者合为一流，成为自治最初的合法性来源。自治实践和选举模式将普通民众纳入自治范围中，从而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成为上海自治合法性的后续资源。正是由于具有深厚的合法性支撑，才使上海自治获得了制衡官方的力量。     

清末公司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

清末时人们对公司企业的法律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揭示了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治理机构和监管机制方面的弊端，要求政府立法规范公司企业的内部运作。清末《公司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司企业实践发展的需求，为清末公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同时，实业界、思想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公司企业的治理与监管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清末留日师范速成教育补议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曾掀起了一场赴日学习速成教育的高潮,而留日师范速成教育则是清末留学教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学界对其虽有一定研究,但尚待深化.清末留日师范速成教育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内学堂师资的匮乏,二是地方督抚的推动.此外,不菲的游学费用及其自身的诸多弊端制约着留日师范速成教育的进一步开展,并成为其最终被废止的重要原因.     

浅论清末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

晚清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削弱。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王朝的推翻，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也彻底解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但当时的袁世凯中央政府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试图恢复传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遭到了地方势力的抵制，最终导致了五代式民国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