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粉市场》(1933年):谢绝深度,保持平面——1930年代中国新市民电影读解之一

明星影片公司对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的贡献,是在左翼电影兴盛并成为电影主流之时,在及时借助左翼文艺元素、整合旧市民电影制作传统与审美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强大庸俗力量的新市民电影类型。《脂粉市场》既为同一年新市民电影的代表作《姊妹花》提供了艺术和市场的制作实践,又为中国电影类型的丰富提供了文本资源。     

变化中的左翼电影：左翼理念与旧市民电影结构性元素的新旧组合——以联华影业公司《新女性》为例

在现存的1934年电影文本中,《新女性》的意义和价值,证明了左翼电影在1934年依然保持强盛的制作势头和市场需求;同时,《新女性》中及时吸收引进新兴的电影有声技术、融入当时兴盛蓬勃的大众文艺的通俗元素(譬如大量流行歌曲的穿插使用)的做法则表明,左翼电影处于变化之中:在技术手段上向新市民电影靠拢,在表现手法上,向旧市民电影回归。     

电影《春蚕》: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市场的结晶

1930年代初期,日益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直接导致了盛行于1920年代旧市民电影的衰败,由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新观众群体的涌现和竞争对手联华影业公司的新电影制作方针,迫使以旧市民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采取与左翼文艺合作的制片路线,以图换取市场生存空间,这就是改编左翼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短篇小说<春蚕>的背景.<春蚕>虽然出现在左翼电影高产之年,但其思想力度和艺术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属于早期左翼电影,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或曰经典左翼电影;影片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图解占据和挤压了原先就很逼仄的艺术叙事空间;小说<春蚕>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塑造了荷花这个"女二流子"形象,但影片没能将她进一步丰满、开掘.然而,恰恰就是从电影<春蚕>开始,明星影片公司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思想和艺术元素,开拓出一条新市民电影的制作新路线.因此,电影<春蚕>既是解读1933年左翼文学与电影内在关联的范例,又是"明星"公司在"左翼电影年"内制片路线改变后一个可供读解的标本.     

左翼电影对知识分子的革命询唤

1930年代左翼电影通过塑造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对知识分子进行革命询唤。知识分子是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为革命询唤提供了社会合法性。知识分子是革命带头人,为革命询唤提供了革命路径。工农被赋予革命主体地位后,为知识分子革命询唤提供了更进步的革命偶像。左翼电影对知识分子的革命询唤,既规训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同时有效传播了革命话语。     

民国电影的现代性问题

民国电影在1930年代革故鼎新,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峰时刻"。其间"左翼电影"与"软性电影"的论争,立体表征了民国电影悖反式的现代性结构:资本主义启蒙与社会主义革命、市民精神与阶级政治的二位一体。1930年代的民国电影尚未形成一种真正主体性的现代性意识。抗日战争后民国电影融会古典美学与启蒙思想,确立了兼具现代性与传统性、民族性与普世性的本土电影传统,并创造出《小城之春》等世界经典。民国电影缔造的现代性美学范式,一直影响着新中国的电影创作,并成为一种挑战新中国革命主流电影文化的潜话语,作为一个本土化的现代性电影传统,是当代中国电影重构核心价值观及文化主体性的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

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在中国出现的原因:20年代电影业畸形发展的反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形势的激发;左翼文学运动的催化。左翼电影在严格的审查制度、法西斯式的暴力侵扰以及来自其他阶层电影人的理论冲击的合力“围剿”中艰难前行,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创作方向,同时也促进了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其成就主要表现在:拓展了社会性的主题,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索了民族化的表现风格,发展了有声电影的技术和技巧。     

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探析

关于社会革命的历史作用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本文试图运用辩证观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析,一方面论证社会革命的“历史火车头”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对和平建设时期发展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作用作粗略的探讨。 一、关于社会革命的涵义 “社会革命”这个范畴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即它的原义和转义。必须明确区分这两种涵义,否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会造成混乱。 社会革命的原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革命的理解,即是在社会存在着阶级对立的历史发展阶段,革命阶级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政治大革命。它的中心内容是夺取政权;它的主要任务是改变旧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发展生产力扫清道路;它的主要方法是暴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视社会革命为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血战”,是“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列宁也明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页)毛泽东同志抓住社会革命的根本特征,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新市民电影的世俗精神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市场化规避——以1937年的贺岁片《压岁钱》为例

193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市民电影,始终保持着温和的社会批判立场,就明星影片公司1937年出品的贺岁片《压岁钱》而言,一方面,发掘、表现世俗趣味,规避政治风险成为影片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在完成对旧市民电影情色元素承接的基础上,影片对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思想元素的片段式的、有选择的抽取利用,目的是更好地吸纳市场的商业能量、增加市场卖点。     

革命空间的审美之维—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普罗文学

30年代出现的普罗文学,在革命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形成了自身特殊的政治美学观念,构成了对旧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颠覆。在阶级中心论的基础上,普罗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审美化,在话语、题材、形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目,从而成为左翼文学美学规范建立的基石。     

《孤城烈女》：左翼电影在1936年的余波回转和传递

1936年,在国防电影运动和新市民电影的合流夹击下,左翼电影如《孤城烈女》,多少显得落后于潮流变迁、成为左翼电影大潮过后的余波回转,其当下的解读意义在于：影片为当时左翼电影留下新时代的印痕并在最终定格于历史背景的同时,又从一个特定角度,为1949年后大陆新中国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和艺术资源。     

论路翎1940年代的创作与左翼文学新发展

在路翎19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除了《财主的儿女们》与《饥饿的郭素娥》这两篇名作,其他作品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分析这些作品发现,它们大致包括了三种类型和主题,从中可以看到路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体现了1940年代左翼文学的新变化:暴露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脆弱与自欺欺人的幻想;在"主观战斗精神"的发扬中,他们所倡导的"个性解放"的难产;最终借助无能的知识分子和被压迫的社会贱民这两个主题的糅合与连接,市民阶级知识分子无力改造社会的现实通过一种投射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它们对早期的左翼文学作品的偏离还体现在集体性抗争的涌现上。但是,在此之中也显现了市民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分析视角的缺乏与抗争的不彻底性,由此体现了由批判现实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品特征。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左翼电影文化建设的引领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电影兴起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现实与弘扬革命的一次重大文化实践,它实现了本土电影形态从泛道德化的“复古”到直面社会历史语境的“介入”。以成立“党的电影小组”为发端的一系列组织领导和“有片必评、互鸣互纠”的思想指导,使中国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和建构,完全有别于以往电影创作与研究中那种个人式的单纯、自为的文化思想活动,并最终发挥了电影在中国共产党整体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功能。这不仅使得左翼电影本身的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影响甚巨,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后续的表现形式与精神气质。     

欲望与理性悖论的调适--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恋爱"思潮

"革命 恋爱"作为革命文学中出现的一种小说模式,它的出现首先是继承并改造了20年代初期欲望与理性悖论调适的理路--"个人的即社会的".继承主要是对革命与恋爱一致性的认同,改造主要是革命( 阶级革命)获得了包容、决定恋爱的优先性.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经历了从"为恋爱而革命" 到"为了革命牺牲恋爱"的变化,最终在艰难的调适中走向了革命禁欲主义.丁玲的转变, 颇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左翼作家自我改造与自觉选择的方向.     

新女性、左翼电影与历史的幽灵

“新女性”想象是左翼政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改造工程的一部分,并伴随左翼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调整而发生变化。与左翼革命的兴衰起伏一样,左翼电影也塑造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女性”谱系：从反压抑的职业“新女性”到“非性化”的工农“新女性”,再从“反潮流”的革命“新女性”到失落的底层“新女性”,其女性想象在完成一个历史循环之后,又回到起点。左翼电影的“新女性”镜像是游荡于后革命中国的历史幽灵,构成了批判商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女性形象生产的文化资源。     

左翼乡土小说经济伦理视阈下的革命书写

左翼乡土小说家通过揭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获利不义、为富不仁等恶德恶行来赋予土地革命正当性、必要性与合法性.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即便普通农民身上也有着“经济人”的一面,但此种“经济人”意识的生成并非一定会对革命构成阻碍,有时反倒有可能通过农民认识自身利益进而体认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阶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还非常重视在小说中揭示造成阶级间巨大经济差异的内在根源.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阶级叙事的双重视野

20世纪30年代左翼小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叙事形式之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叙事视角,混杂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体建构的方式,它创造了左翼文学阶级叙事全新的＂意义架构＂和＂知觉样式＂。     

商业还是政治：左翼电影如何成为“摩登”——以《狂流》为中心

左翼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一逞风流,除去左联诸人抓住时代契机,响应时代需要加入电影公司之外,电影公司积极的商业运作也功不可没。但二者合作最初是各怀目的,各取所需,却殊途同归：电影公司需要左翼题材来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左联诸人是怀着＂要当心＂的态度把电影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有效工具来予以接纳。《狂流》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幕之作,其整个诞生过程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合作双方本着＂待人以诚＂的态度各展所长。在市场推广方面,明星公司对《狂流》从广告到影评均采取了商业电影的推介模式。因此,电影从水灾惨象到演员表演,从导演风格转变到贫富阶级的反差均得到了观众的全方位认同。左翼电影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以往电影史对其意识形态价值单向度的极力凸显。     

从三大革命的需要出发 改革旧的教学体系——在开门办学中改革旧的教学体系的一些体会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在全国理工科教育革命座谈会精神的鼓舞下,一年来,我们和工农兵学员一道,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教导,在开门办学实践中,努力按照三大革命的需要,改革旧的教学体系,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汇报我们的一些体会。 一、旧的教学体系必须改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届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从来就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化学系旧的教学体系承袭美帝、苏修的模式,按照资产阶级的认识论,把课程设置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工业化学和物理化学,号称是课程组织严密,系统完整的“四大金刚”体系。教学内容虽然反映了一些客观规律,但基本上是按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求,适应资     

浅谈周作人对“左翼”文学的批判

本文主要探讨了周作人对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30三代“左翼”文学的批判。周作人以他自己的“言志”的文学、“性灵文学”、“自我表现”理论为尺度,对“左翼”文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批评。他把当时宣传革命思想、反映革命要求的文学视为“载道文学”。尤其对“左翼”文学所表现的阶级功利主义给予抨击．强调文学的诚与达。尽管周作人对“左翼”的立场和态度．从总体上讲是偏激的,但就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其合理性因素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它是三十年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左翼作家的革命组织。三十年代初,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严峻的现实阶级斗争,要求革命作家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积极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战斗。同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不断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了一九二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