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应对选人改官的待次问题

宋代选人改官,磨勘之后,尚需君主引对,获得认可,方得脱离选调,进入京朝官序列.随着改官人数日渐增多,选人往往不能按时引对,遂出现了待次问题.宋廷在处理此问题时,从最初的调整引对班次、增加引对人数,到后来通过一系列政策限制改官人数,经过长期摸索,最终在南宋中期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然而解决待次问题的方案,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选人积滞的社会现象.     

论宋代环卫官

宋代环卫官从唐代十六卫官承袭而来,在名称和编制上无太大变化,但由于宋朝历代都遵从"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环卫官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小,以致两宋以来环卫官多不除人。从现存的宋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宋代环卫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在《宋史》的"合班之制"和宋代的官品令中尤其可以发现这些变化。这也反映了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处于从中央集权专制到皇权专制主义的转型期。研究宋代集权的就为角度之一。     

视力好,就是看得准

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名臣韩琦曾在永兴军路任职.一天,一个幕官来拜见他.他仔细看了看那个人,便皱起了眉头,后来对那个幕官也特别冷淡,几乎不和他说话.韩琦身边的一个人见此情形,瞅空问他:“那个幕官,您起初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一见他就不喜欢呢?”     

刘禹锡的礼官经历及期间文学创作分析

刘禹锡担任礼官是在永贞革新失败、经历了连续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之后。刘禹锡任职礼官期间的诗文创作体现了礼官的职务特性,而礼官经历对其文学创作和仕途人生而言,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仅造就了刘禹锡抒情酬赠之作的高峰期,而且成为给予其希望却又最终失望的第二次京都从政经历,并见证了诗人坚强、豁达的个性。     

略论范仲淹的荐举思想与实践

范仲淹作为活动于北宋中期官场上的重要人物,其荐举思想反映了该时段荐举制度的特征。范仲淹不仅重视对重要差遣的荐举,在宋代已有的选人改官需用举主以外,他还提出京朝官磨勘也需要举主,对荐举制度起到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同时,通过对范仲淹荐举关系的考察,可以得知北宋中期荐举的基础是举主对被荐举者的了解,其运转常态是依照荐举制度的规定进行的。     

北宋开封府赤畿县主簿任职资格与迁转途径考述

作为宋代京城开封府直辖的县,赤畿县政的运作与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为了保证赤畿县的发展与稳定,朝廷严格县官的选拔程序,以县主簿的选拔为例,朝廷对构成赤畿县主簿任职资格的人选出身、官阶资序、历任治绩等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在具体选拔中,十分强调入选者的从政经历与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赤畿县主簿选任的务实性。赤畿县主簿的迁转途径呈多元化特征,任满后除少数人继续留任京畿地区外,大部分迁为外官,且多数人获得了超迁或优迁的机会。     

大学《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选文《日知录·宋世风俗》中“选人”释义再思

在大学课程《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下)选文《日知录·宋世风俗》中,课本对史料《石林燕语》中"选人"一词注释为"候补、候选官员",然,宋代"选人"是幕职州县官员这一文官群体的另一称呼,因而,课本注释是不恰当的,拟就此问题进行论述。     

序迁与破资:宋朝州级属官群体的司法职能评价

宋朝地方最重要的审判级别是州(府、军、监),州级属官是宋朝州级审判中的主体人员,针对宋朝州级属官群体的施政评价中,司法职能考奖是最主要的制度构成部分。宋代对属官群体的任职评价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等,但中等评价成为实际考核的绝大多数,因难分优劣而成为普通级的司法评价,并对应着属官群体漫长的循资历级迁升模式;优秀级司法评价为雪活人命或修订国家法律,最高级司法评价为认定地方完成狱空治理,后两种方式才可以在资格体系中实现地位跳跃,但在宋代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因而可贵,所以宋代基层文官作为法官角色是缺少晋升空间的。     

宋代吏部尚书迁出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迁出官元丰改制前以尚书省左右仆射为主,同吏部尚书官阶相比大多处于上升状态。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迁出官为六部长贰、执政官、两制官、诸阁学士、台谏官、在京其他官、祠禄官、地方官等,以执政官和地方官为主。其中,执政官在北宋后期以尚书右丞为主,南宋时期以签书枢密院事为主,任职之后得到升迁;地方官大多为地方知府或知州,出知地方有被弹劾、主动请外等原因。     

论宋代举官责任追究制度

在宋代官吏选拔中,举官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大批杰出人物都是通过举官脱颖而出的。举官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宋代的举官责任,主要由举主资格、被举资格、荐举程序及举后任职等方面原因造成,而重点在被举资格的真实有效和举后履职的清廉胜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举官责任追究的基本原则,一是担保责任的追究,二是同罪连坐的处罚,三是依法减轻免除责任。宋代对举官有较高的认知,并形成较为系统的举官责任制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至于实施的效果,则与举官以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并随之盛衰起伏。责任追究能够解决举官中担保、程序方面的某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防止失实、滥举等,并且制度的设计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应是我国传统政治智慧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这一制度自身存在局限以及政治环境制约,实施起来又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举官以及选举方面的问题。在各类推荐、荐举盛行的今天,宋代举官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