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宪政思想论略

由传统集权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换,是梁启超的宪政理想。他在立宪、议会制度以及选举制度等方面都有自身的见解。其思想一方面是对当时历史情势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试图将西方宪政化引入中国的努力。     

梁启超宪政思想评析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产生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是适合时代需要的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影响着历史,领导人民前进,他们的行动、言论、思想,引领着时代风气的形成,激荡着潮流的前进。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他们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从中汲取经验,获得知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梁启超增说:"吾二十五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与中国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因此,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就有重要的意义。     

明治时代前期宪政思想论略

在明治时代，随着天皇制绝对主义政权的逐步确立，日本社会各阶层围绕着权利再分配的宪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启蒙期”培养起来的思想家们的宣传鼓动下，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渗入社会各阶层，最终酿成一场规模巨大的自由民权运动。在运动中提出许多带有民主色彩的制宪原则，力图创造出一个与绝对主义政权异质的崭新国家形态。但是，由于运动领导自身的先天不足和弱点，最终都回归到支持天皇制政权建立这一出发点上。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提出了重君权,变官制;开民智,兴民权;开官智,兴绅权的宪政主张,他的宪政思想来源于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严复的天演论和卢梭的民约论。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中国近代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比较现实的选择,掀起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新高潮。对当今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现实启迪意义。     

评梁启超的宪政中国化思想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的第六章,对完政中国化的标准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其逻辑分析与哲学思考,确立了“唯适是求”这一真理标准,成为梁启超以和平立宪为道路的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并贯穿在后续所有的政治哲学的开展中。     

梁启超宪政文化观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的梁启超,其对西方宪政理念的中国化改造可谓独树一帜。他的国体与政体理论、国家主义的公民权利保护以及权力制衡理论对近代中国的宪政实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宪政文化的国家主义观也体现出他的历史的局限性,并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梁启超对宪政“中国化”问题的文化思考

作为探索宪政＂中国化＂问题的第一人,梁启超主张学习西方的宪政制度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自身文化传统。在比较差异的基础上,他借重、重述中国文化传统,发掘宪政主义的本土资源,并站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致力于重构西方传统宪政观并使其＂中国化＂。     

析论廖仲恺的民主宪政思想

廖仲恺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一生追求"国基巩固,民生乐利",鼓吹"全民政治"。在其一系列政论性文章及讲演中,蕴含着深刻的宪政思想,是我国二十世纪初宪政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宪政思想主要包括:民主国家的主权总是在人民;直接民权是弥补国会代议制弊端的不二法门;自由的实现需要有实质性内容的保障;平均地权是实现经济民权的手段等方面。     

试析朱执信的民主宪政思想

尽管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初步实践证明，国会代议制不是最完善的制度，但朱执信并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信仰。在深刻反思国会代议制实践的基础上，他认为国会通过改造仍然是国家的重要组织机关。改造国会的途径在于，通过实行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相结合的办法从制度上矫正代议机关不代表民意之弊、杜绝国家机关践踏民意之现象，以地方自治为实行直接民权的切入点；从法律上制定一部体现人民威力之宪法。     

论梁启超的国家观

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危险局势下形成的。梁启超认为,国家应具有独立的意志,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和个人之上。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分水岭,他的宪法、议会、自治等宪政制度设想在此前和此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梁启超与杜威的教育思想比较

梁启超和杜威作为活动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教育界中的两大著名人物,其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观、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学法和道德教育四个方面存在差异,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梁启超于世纪之交,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西方先进的种族论和进化论为指导,将人类社会历史视为种族斗争、民族竞争的历史,较为深刻地阐发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一些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观.梁启超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作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中华民族的演变、发展、各民族如何斗争融合等一些基本的民族问题,对以后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故本文就梁启超民族史观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探究。     

试论梁启超之方志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史学大家，他运用他所仍导的新史学思想，对于方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方志起源、方志性质、方志发展史、方志价值等等，都做了一番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他的方志学思想对后人影响颇多，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研究，使得方志学更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     

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理思考

将私有财产权明确地载入宪法，具有深刻的社会必然性，并且构筑了一系列的宪法理念，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多元价值，推动了我国宪政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略论中国宪法权利思想的缺失

中国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现状的不尽人意之根本原因不在于宪法本对权利的规定完善与否，而在于中国宪法权利思想的缺失，具体表现为：“限权”思想的缺失，简单的多数理论的失误，“公民享有反对国家的道德权利”思想的缺失。造成这一系列缺失的症结是权利哲学——“权利至上”的自然法理念的缺位。中国宪法必须在以上几个方面予以改革和完善，为将来的宪法诉讼做好准备。     

私有财产权与宪法的演进

私有财产权推动着宪法的形成并经历了近代市民宪法、现代市民宪法和苏联型社会主义宪法三种模式的转换与发展。由此,私有财产权与宪政实践同构了一条规律：私有财产权宪法思想直接决定着宪法的演进,宪法的演进必须保护私有财产权。     

论人权的宪法保障

人权保障必须以宪法为依托,因为人权保障不仅是宪法的重要内容,更是宪法的逻辑源点和价值目标,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是宪法价值的集中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意义就在于适度控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人权,这是宪法权威的最好体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不仅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实要求,更是广大人民实现权利自救的有效途径。     

宪法发展的中国道路

制度生长的逻辑证明：一种制度并不是简单的规则集合,而是规则与社会生活的结合才形成制度,这种结合是一个个人、社会、规则之间互动、磨合的过程,是人的主观努力和社会过程的客观作用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汇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的主观设计论和制度的自然生长论都有片面性,用其中的任何一种逻辑来诠释生活中制度的形成,恐怕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旧中国的宪政失败,并不是哪个因素的问题,归结为任何的单个因素都是片面的。所以,只有通过实践,扎扎实实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梁启超坚信,国有与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自有其壮阔善美的国魂即民族精神在。他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为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重团结、重德性、重爱国、重人文五个方面。他还认识到,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他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民族主义思想互为表里,构成其“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他指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应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寄希望于青年与加强青年教育的统一。系统整理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他一生观点多变却不离其宗的内在根源,理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梁启超的戒缠足思想与实践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较早地关注女子教育,提倡和创办女学。为了更好地兴办女学,他积极鼓吹戒缠足,把缠足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在实践上设立不缠足会,在报刊上发表言论以此来推动中国近代戒缠足运动的发展。同时把不缠足的实践纳入自己的生活中,不仅要求女儿不缠足,还主张妻子放足。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的不缠足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