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颜元与袁枚的"性灵说"

颜元是清初重要的哲学家,他反对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肯定人的本真自我和情感欲望,主张习行以为学。这影响了袁枚个性思想的形成,并成为其“性灵说”的重要思想基础。     

颜元对宋明理学教育哲学的突破

作为清初出色的思想家与教育家，颜元经过为学三交的心路历程，即由深喜陆王心学到尊崇程朱理学而最终走向它们的对立面，突破宋明理学教育哲学的束缚，建构起一种新的理学形态的教育学说。即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旨趣的实用理学教育学说。颜元以“实学”为宗旨，批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教育哲学，指出宋明理学教育为无用之学。因应于“非气质无以为性”的人性论，颜元突破宋明理学教育哲学对“格物致知”命题的阐释，认为读书穷理不足以为学问，强调只有亲身体验才能致知，倡导“经世致用”型的理想人格的养成。     

一种考察清代哲学的新视角--清初朱子学的理论价值及历史意义

如何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清代学术,历来各家说法多不一致。本文认为,清代初期,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复兴的程朱理学,这种复兴的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朱子学”,清初朱子学在理论的致思方向、学术的侧重面、思想的方法等都与传统理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它是理学在清初的新生形态。它从朱子的格致之学中引出“经世致用”之学,从阳明的“良知”之学中引出“实践”(切实践履)之学,再把二者有机融合．构筑一种“事理”之学即经世理学。它在清初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促进民族的融合、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宋代理学教育哲学的本质主义特征

理学教育哲学代表了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最高思想成果，它因此也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前提。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和明末清韧的理学批判与自我批判思潮，是理学发展三阶段的典型代表。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虽都以道德主义为其根本特征，但由于它们对道德本体与道德主体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又使它们分别表现出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不同特征。理学本质主义集中体现为由太极以立人极的本体论思想，用道德本体设定道德主体的主体定位方式，以“理”释“礼”的权威主义价值取向和“涵养须与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方法论思想。     

理学教育经典"四书"的确立与佛学关系探讨

自宋代以来，“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过了“五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教育经典，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至深，而“四书”这一教育经典体系的出现及其重要地位的获得与佛学有着很大的关系。     

元代大儒许衡弘扬程朱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许衡是元代的硕学大儒,1242年接受程朱理学后,结合当时的历史境遇把“陆学”引入程朱理学,在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等范畴对其加以改造,呈现出“尊奉程朱、以陆补朱”的思想特点,推动了其官学化。     

顾炎武：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

清初，朴学取代理学成为学坛主流，顾炎武是开启这一思潮的先导大师，他标帜“行已有耻”，“博学于”，把人为学统一起来，具备了充任学坛领军人物的素质；他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政治上反抗异族统治，思想上高扬反理学大旗，敢为天下先，他引领经学走出哲学化域地，力开朴实学风，他奠定了朴学的学问基础，影响卓，光照后人，被后世公认为是“清初三大儒”中奠定清朴学思潮的第一人。     

从“元晦”到“不远复”——朱熹早期教育环境的道家影响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实现和完成，其思想规模宏大。比之于“北宋五子”，朱熹对道家(道教)的习染历时更长，内容更杂。他注老评庄，辨别儒道，又旁及道教。通过一系列整合与改造，完成理学体系的系统建构。章从两个方面探讨朱熹早期教育环境的道家影响，“以儒名家与三教整合”说明朱熹早期教育的背景，这一特点形成了影响朱熹终生的学术和性格特色；“出入老学阶段的道家心态及思想转变轨迹”说明朱熹由弛心超世脱尘的道家玄境转向“理一分殊”的儒家理想的思维历程。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朱熹及其理学关系的辨析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阎苦璩考证古《尚书》的真焦，出于羽翼朱熹，阐发程朱理学的动机。本从阎氏《尚书古疏证》所表现出的与朱熹学术思想的分歧，对宋儒图书易学的批判，对“虞廷传心”的考辨等方面，论证出阎氏的思想与理学已呈现出离心的倾向，显示了清初由理学的向汉代经学复归的思想历程。     

湘乡理学集团的人文品格--湘乡人文研究之三

19世纪中叶，一批湘乡寒士以程朱理学为“体”，以湘军和桐城派散文为“用”，亦文亦武，苦苦支撑了清王朝的危局。湘乡理学集团人文品格的特征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献身热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命精神，“诛天下之贼”的暴力意识。这个理学集团的成员都曾接受贺长龄的影响，与其他理学集团互有联系，遥相呼应，一度造成较大影响。他们在学术领域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但他们强调“变通”，以“识”补“学”，由“干”出“才”，终于以独特的群体形象自立于历史之林，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成为晚清的某种“人文样板”。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论北岩书院的理学教育精神

北岩书院与二程理学渊源素深，它是程颐注《易》讲学之所，也是“涪陵学派”的发源地，更是二程理学大规模向巴蜀传入的重要场所。自程颐以后，有许多程朱理学大师也在此讲学研究，从而具有了深厚的理学教育精神。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退溪《易学》思想初探

朝鲜李朝李退溪的易学思想自成体系，其精义可归纳为三个基本特征：熔“义理”与“象数”于一炉；以《易》学作为论证理学的根据；由《易》理来会通理学和心学。     

明代经学科举化与"蒙存浅达"话语的生成

明代经学以科举化为首要特点,其经学诠释传统发展至后期,出现了以《四书蒙引》《易经蒙引》《四书存疑》《易经存疑》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诠解著述.它们以羽翼明初官定《四书五经大全》为旨归,不断为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注入新血.这些渐次完成的程朱理学诠解著作,在明清经学转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传衍过程中逐渐并行并称,乃至形成"蒙存浅达"的固定话语,甚或成为明代经学的标签化表述,在清人反思明代学术之弊的语境中被反复使用."蒙存浅达"的话语生成史,直观展现了明清经学的嬗变进程,也蕴含着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以情动人"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新时期做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以情动人”是其重要的方法，该方法符合教育科学与心理科学的基本原理，本文针对电视中专学生的思想状况，阐述了“以情动人”开展学生思想教育必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必须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做到人格平等；必须要有宽容之心，理解之心，必须要以鼓励，正面教育为主等道理。     

王守仁对程朱理学教条的批判

王守仁的“心学”是作为日渐教条化的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理学的颓败和明王朝的行将灭亡，但在客观上也为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提供了战斗的精神武器。王守仁对程朱理学教条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将圣人观念加以世俗化；（二）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三）倡导“五经亦史”。     

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通经致用思想

《汉学商兑》(以下简称《商兑》)是方东树(1772—1851)完成于中岁(道光四年)的经学研究著作。由于他“研穷儒先义理之学”,“而独契朱子之言”,故随着多年来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商兑》久遭贬抑。笔者认为,方氏虽受到程朱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限制并带有封建卫道色彩,但其表现出的“通经致用”思想对乾嘉学派(新汉学)的商兑,却有不可低估之价值。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