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与魏普诗学自觉

魏晋诗学自觉的标志主要体现在“诗缘情”思潮。从理论新变来看,人们对诗赋具有审美愉悦的抒情性质的认识逐步深化,以致触及到诗歌艺术的本质特点;从诗赋创作而言,语言艺术的特点随着文学与音乐的分离而突现出来,从标题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浅析诗言志向诗缘情的嬗变

在中国诗论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是"诗言志"和"诗缘情"。"诗言志"是对文学作品本质最早的描述。而后在汉代经学盛行、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觉醒的情况下,诗学之中"诗言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情"和"志"并列的说法。此后"诗缘情"成为中国诗论中一个重要命题,二者的嬗变是有着诗论发生变异的内在必然性的。     

再论“诗缘情”与“诗缘志”

"诗缘志"与"诗缘情"的诗论研究由来已经,"诗缘志"自从诗歌的相关文论定义出现的时候就存在,而"诗缘情"则是后来的发展演变出现的。关于二者关系的的界定方面多是认为二者是先后关系,区别巨大,甚至是对立关系。本文主要对两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二者虽不是对立关系,但是也不是可以划等号的两个概念。     

"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

魏晋诗歌创作逐渐走向繁盛,并成为独立文学门类,因此在文论中出现对诗歌创作需凸显其特性的自觉.从"诗赋欲丽"到"缘情"绮靡",显示了对诗歌审美特性认识逐渐走向深刻,并渐渐冲破从先秦至汉代"诗言志"的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和"礼"的规范,从而在中国古典诗论史上产生了强调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情感并行的两种诗学主张,对后世影响甚深."缘情"、"绮摩"对诗歌的要求显现出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自觉提倡.     

民国初期诗学融通与新变——以胡怀琛《诗的作法》为考察中心

民国诗人、学者胡怀琛的著作《诗的作法》主要主张诗是发抒情感的文字,因情感无新旧,故以此可通融新旧体诗及中西诗学.这是中国诗歌及其理论在晚清、民国初年受到社会变革、中西方学术交互作用与影响而发生深刻变化的体现.著者的诗学观多是既有传统诗学的观点,又有着新的思想,但也存在着过激和浅薄的一面.     

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观及其诗歌创作

陆机适应时代重情的风尚在其《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观点,强调诗歌抒写人的情感,揭示了诗歌本质规律和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陆机诗歌中功业未成的悲哀往往和生命短促易逝的悲感连在一起,其感慨世事盛衰,吉凶倚伏,世道险峻,人生险恶的叹世之作同样流露出浓重的生命悲剧感。陆机诗歌中的乡情交织着深刻的功名失落及客游见轻的心理失衡产生的不遇之感,曲折动人;其有些赠答诗回忆往事,思念友人,情真意切。要之,“诗缘情”的理论主张由陆机提出,并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较好的实践。     

诗缘情而言志--试论诗的本体

关于诗歌的表现内容,有"言志"说、"缘情"说以及"情志合一"说."诗言志"本有丰富的内涵,但作为儒家政本主义文学论纲,被人为地抽象化,于是有"缘情"说的矫枉过正."情志合一"说则是双重否定之后,"缘情"与"言志"的整合.     

“诗缘情”的现代解读

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他是鲜明举起“诗缘情”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古代文论中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在此前,对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明晰的。《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当然“志”的本义也包含情感的内容,情与志不是绝缘的。在而在集权专制的社会里,往往偏重从功利出发去解释“志”,文学成为“言志”的工具便是艺术的必然。这样,“诗言志”不仅限制了诗表现情感的疆域,而且还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论魏晋《诗经》学之作用

"诗言志"与"诗缘情"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史上两大理论源头,对后世影响深远。二者关系如何以及如何从"诗言志"过渡到"诗缘情",学界说法不一。魏晋《诗经》学中重政教的内容、重"情"之解读方式正是体现二者之间的过渡。     

汉代诗论——“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无意桥梁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虽然汉代诗学以诗歌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但却多次不自觉地拈出所谓“止乎礼义”的“情”,无意中为“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架起了一座桥梁。     

意识流小说诗学之诠释

历经综合因素而问世的意识流小说诗学，以本体的审美创造、内在的意象真实和非个人化的叙述为核心元素；通过学历史之比照，从学观念到叙述方式，表现出迥然相异于传统的学观之审美旨趣，在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南濠诗话》与都穆诗学研究

《南濠诗话》是明代中期著名学者都穆的诗学著作,在当时诗学领域有较大影响。都穆作为明中期一位重要学者,与唐寅、文徵明、沈周等皆有交游,学识渊博,多有涉猎。《南濠诗话》作为都穆诗学代表作品,集中体现了其贵忠厚、伸宋诗、重真情的诗学观念。     

《沧浪诗话》与明代诗学辨体理论

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标榜格调的理论旗帜下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崇拜的确立；其次是对宋以前多种诗歌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演变的探讨；还表现在试图建构独立于整个宋儒理学之外的诗学话语体系的努力。     

兰斯顿·休斯诗歌中地名蕴含的宗教意识

文章通过分析兰斯顿.休斯诗歌中的地名,揭示其蕴含的宗教思想。休斯的宗教思想是很复杂的,既怀疑宗教,又依赖宗教,看似矛盾,却又和谐统一。     

钱钟书“桐城亦有诗派”续说

从清代桐城籍诗人的实际创作看,不仅文在桐城,诗亦在桐城。桐城派诗人谨守家法,有较为自觉的流派意识,以“正雅祛邪”为己任。姚范诗学观深刻影响了桐城诗派,以姚范为诗派的发端者,有合理一面,又不尽合理。重道不废文,唐宋兼取,刚柔并举,融通的诗学观,使得桐城诗派影响甚大。     

诗歌审美的语义诗学构想

传统诗学研究的起点是作品,从而学理就是以客体为对象来揭示其包含的美学属性,而不是主体审美活动,诗歌的研究对象“实体化”了,即使关涉作者,那也仅仅是作为作品结构中的要素,存在“主体缺失”,进而不是审美主体实践的“辩证关系”研究,使语言在诗歌审美活动中的中介性未能彰显,不能从中剥离出来和独立分析其在诗歌审美建构的规则并上升为方法.笔者企图克服传统诗学这一不足的前提下,基于诗歌语言规范的语义形态特征化,试图从诗歌的审美建构与语言表达的中介关系来探索诗歌审美的语义逻辑规范的基本原理以及诗歌鉴赏、创作的理论方法等,以期拓展诗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古典诗歌及诗论对英美意象派诗歌之影响

20世纪初诞生在欧美文坛的意象派,主张使用简明清晰的意象和凝练浓缩的语言进行诗歌创作.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及其诗论与意象派诗歌的联系与契合,阐释了其对意象派诗歌理论与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曾季貍《艇斋诗话》与江西诗学

曾季貍《艇斋诗话》对江西诗学予以了承纳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论诗重句法；二是论诗重体物状景；三是论诗重悟入。上述三个方面，从不同向度标示出了《艇斋诗话》与江西诗学的纽结。     

解读史铁生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死亡是史铁生作品的主题之一。从身处残疾求死到思索死亡再到超越死亡的生命体验,“死亡意识”贯穿在他创作的始终。21世纪开始,史铁生也创作了少量诗歌,此时的他,已经过艰难的探寻找到了活着的理由与方式,对死亡持有达观的态度。他的诗歌用一种超然、轻的态度看待死亡,审视死亡与永生的关系,给死亡带来了美学和彼岸的意义。     

"纯诗"的呼唤与境界——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浅析

梁宗岱译介象征主义、探讨"纯诗"理论,追求一种将音乐性、玄秘感和理想化倾向推向极致的"纯诗"世界。梁宗岱认为,"纯诗"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是一切伟大诗歌的共有品质。梁宗岱把"宇宙意识"看作是达到"纯诗"境界的必备条件之一。"宇宙意识"的确立,在梁宗岱这里便成为"纯诗"创作的最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