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流域退耕还林(草)综合效益与生态补偿趋向

采用典型农户调查和地方政府访谈等方法，对泾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固原市原州区退耕还林(草)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估，并基于退耕还林的效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后续生态补偿趋势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原州区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显著，其价值量平均为1 674.1元/(hm²·年)，按2000年～2004年完成的退耕面积，总效益高达8 408.2×10⁴元/年，退耕使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得到了控制。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对当地农牧生产和农村社会经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退耕促进了作物生产结构优化和基本农田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另一方面，草食性牧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农民收入也比预计值偏低。从后续生态补偿的趋势看，延长补偿期限是大势所趋，但补偿标准可适当降低。在补偿方式上，应改为单一现金补偿，并通过流域补偿方式多源筹集资金，同时要加大对替代产业的扶持力度。     

干旱区内陆流域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分异模拟及自然因素分析——以泾河流域为例

生物固碳是土壤-植被-大气-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生态过程,净初级生产力（NPP）是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针对干旱区内陆流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利用光能利用率模型（CASA）对泾河流域1998年-2010年净初级生产力（NPP）进行时空分异模拟,分析其与土壤、气候、植被、地貌因素的耦合关系,深入理解NPP响应机理。结果表明,1998年-2010年间,泾河流域NPP总量浮动于（3．53—4．55）Tg．C／a之间,单位面积NPP产量约为136．77g．C／（m2·a）,低于全国平均水平;NPP季节特征明显,春、夏、秋、冬的NPP产量分别占NPP年总量的22．91％、55．85％、19．99％、1．25％;流域NPP空间格局主要受自然因素控制,分析NPP与18个自然因子的相关性知,NPP与植被生理生态特征及气候因素的相关性最强,其中与NDVI、叶面积指数的相关性系数达0．53、0．78,与风速、温度、太阳辐射相关性分别为0．61、O．61、0．43;地形和土壤因素并非NPP响应的主导因素,但对植被有机物质的合成至关重要。     

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模式研究——以九洲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依据流域生态治理阶段,针对跨省重要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等3个阶段分担比例确定的思路。试行阶段以污染控制和水质改善为目标,补偿资金由流域上游、下游、国家三方共同分担,且在3年期间国家分担比例逐渐降低;修复阶段以生态资源保护为主,补偿目标是水质与水量同时达标,分担比例以上游、下游水量分配作为依据,双方共同承担;稳定阶段以上下游互利双赢、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机会成本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分担依据。通过对九洲江流域鹤地水库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补偿资金在3年试行阶段上游广西、下游广东、国家三方承担的比例分别为：第一年25.00%、25.00%、50.00%,第二年28.50%、28.50%、43.00%,第三年33.30%、33.30%、33.30%。修复阶段广西、广东、国家分担比例为39.30%、53.60%、7.1%;稳定阶段广西、广东分担比例为48.60%、51.40%。本文为确定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提供参考,并可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依据。     

社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和受偿意愿研究——以泾河流域为例

本文以黄土高原泾河流域为例，通过对位于流域上游固原市的两个村落利益相关者问卷调查，研究其对生态服务产品消费状况和受偿意愿。借助SPSS软件，分析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和生态受偿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及其饲养家畜对有限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并没有满足其营养需求，消费量受家庭人口、粮食作物面积、退耕地面积和养殖规模影响；受偿意愿与退耕地面积、养羊数量、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通过改变农户种养格局和收入间接影响了家庭消费和生态受偿意愿。基于条件价值法的理论，对该区农户因保护水源地而损失的经济利益和放弃利用的水资源价值做出初步估算。     

关于进一步在黄土高原地区贯彻中央退耕还林(草)方针的若干建议

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战争的浩劫，黄土高原的绝大多数地区自然植被已破坏殆尽，水土流失严重，群众生活贫困。建国以来，国家不断加大投入开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林草建设一直是水土流失治理的薄弱环节，数次大规模林草植被建设均未达到预期目标，收效甚微。其原因一是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滥牧、滥垦、滥伐现象无法杜绝；二是植被建设的利益驱动机制尚未建立，很难调动群众封禁退耕的积极性；三是对黄土高原自然条件的特点认识不足，急功近利、措施不当，人工林草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针对包括黄土高原在…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为例

本文针对处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的陕西省旬阳县的基本情况,探讨了生态补偿的若干理论问题,如为什么要进行生态补偿、谁来补偿和向谁补偿、补偿多少以及如何进行补偿等.笔者认为,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或权利的初始分配不同,造成了流域上下游事实上发展权利的不平等,需要一种补偿来弥补这种权利的失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下游沿线享受生态服务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应当是提供补偿的主体,而上游水源涵养区的地方政府、企业法人与社区居民等是接受补偿的主体;生态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可以分为两部分,包括生态建设和保护的额外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在当前环境资源产权关系界定尚不完善,市场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应强化中央政府对生态补偿的干预力度;在产权界定比较明确,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情况,可逐步侧重于利益主体间自愿协商的解决途径.在具体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中,要关注为地方创造发展的机会、空间和政策;生态补偿方式应当多元化;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的监管、评估和激励机制以及合理的干部考核机制.     

县域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以陕西省志丹县为例

县域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及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系统理论,依据DPSIR概念框架构建了县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志丹县为实证对象,对其1997-2010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 在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过程中,志丹县生态指数、经济指数及社会指数均迅速增加,且生态指数均不同程度高于经济指数和社会指数;植被恢复阶段生态、经济及社会指数增幅减缓并趋于稳定.协调度、发展度及协调－发展度均表现为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协调度明显高于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总体而言,由于社会进步、经济结构的调整及植被恢复措施的实施,志丹县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三者间的发展更为平衡、协调,是一种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但仍存在部分社会滞后、经济滞后或生态滞后,一定程度表明今后仍需注重生态环境、经济及社会系统三者间协调发展.最后,提出了志丹县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下受偿地区碳减排效应——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作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正逐步探索由单一水环境治理向流域综合环境治理的转变之路。现如今,流域补偿政策能否实现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双重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2006—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降低黄山市碳排放总量,抑制效应为4.9%;②补偿政策的外溢效应与政策效应的作用方向一致,且该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③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结果验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技术进步—碳排放下降”正向传导机制成立,且该政策并未通过抑制经济增长实现碳减排。最后,从逐步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现补偿模式多元化、警惕污染产业就近转移等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WTP和WTA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辽河为例

本文在分析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的基础上,以辽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辽河干流的源头——福德店和辽河干流入海口——盘锦进行实地调研,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辽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补偿意愿（WTA）进行了测算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非参数估计法,测算得出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为160.72元/（人·年）;在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利用参数估计法,得出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为255.97元/（人·年）。这样通过同时测量受访者的WTP和WTA,并进行平均值处理,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受访者的实际支付意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单独测量受访者支付意愿（WTP）以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依据所带了的补偿金偏高问题。最后,从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方式和公众参与制度三方面提出了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政策性建议。     

农村居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距离效应——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明确农村居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距离效应,是提升生态治理效益评估精度及充分理解公众诉求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石羊河流域390户农村居民实地调研数据,借助选择实验法获取流域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运用MNL模型分析了距离对不同流域区段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以往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规律不同,石羊河流域中游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随着距河流和水库距离的增加而增强,以及下游农村居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随着距水库距离的增加而增强,呈现出“距离强化”规律。据此建议：①将距离效应纳入到生态治理效益核算的方法体系,以提高核算精度;②生态治理政策设计应更多地考虑公众诉求的差异性,以获取公众支持;③生态治理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可结合距离效应进一步细分宣传对象。研究旨在为内陆河流域生态治理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依据。     

张北生态退耕遥感监测与评价

张北地处坝上高原农牧交错带，多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开垦活动，导致本区的土壤沙化程度十分严重，加上自身的自然环境特征，构成了京津地区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和运沙通道，鉴于此，我国政府将该地纳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和退耕还林工程的重点工程区。本文通过利用高精度的遥感卫星影像对该区前3年的生态退耕情况进行了动态检测，表明目前张北县的生态退耕工作主要是还草，还草的结构主要以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为主体；还林的比例相对还草较低，目前的还林结构主要是未成林造林地。指出张北县的生态退耕是具有初步成效的，但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是以改善当地经济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为前提的，因此合理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调整生产结构是生态退耕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     

禁牧政策影响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文章以2002年实施全境禁牧的盐池县为例，通过对农户调查资料及统计数据的分析，总结了盐池县禁牧前后劳动力转移的特点。系统构建了劳动力转移机制，对促使转移动力和转移动机产生的受禁牧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了详细论证和深入分析。发现受禁牧政策的影响，养殖数量平均减幅57.09%，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饲草成本翻了一番，畜牧养殖收益降低44.3%，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剩余劳动力就业出路少等因素的推动下，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先出去务工者的带动下以及政策的引导下克服来自于自身、城市的转移阻力，调整家庭能够支配的资源-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通过劳动力转移来增加收益，但限于城市生活门槛较高、自身文化技术水平低、户籍制度、非农产业部门工作的不稳定性、农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劳动力转移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一线以及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分布区域以及务工周期长短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间隔性，收益增加缓慢，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农用地分等评价方法在耕地占补平衡考核中的应用——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数量急剧减少和各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人口高峰年的粮食安全问题，国家提出了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耕地占补平衡。当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的关键问题是片面强调数量平衡，缺乏新增耕地的质量评价衡量标准，从而使我国的新增耕地质量总体趋于下滑，某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因此，确定耕地质量的衡量标准，建立耕地质量检验机制已成为耕地占补平衡的关键。本文根据农用地分等理论及方法，结合我国耕地占补平衡中所存在的问题，对耕地占补平衡的评价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确定了连州市耕地占补平衡评价体系及测算方法，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耕地占补平衡提供依据。     

1995-2012年宁夏盐池县种植业碳足迹变化特征

细化中小尺度农业系统碳足迹的研究既可为当地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大尺度农业系统的碳足迹研究提供基本素材。本论文基于投入产出视角,以位于农牧交错带的宁夏盐池县为案例区,通过分析种植业碳排放源,细化碳吸收的各类作物,选定主要投入要素的碳排放系数和各种作物的碳吸收率,重点分析了1995-2012年研究区农作物的碳吸收对农业化学物质及能源投入碳排放的消纳情况。结果表明：盐池县种植业的碳平衡处于碳生态盈余状态,净碳汇稳步上升,年平均增长率达13.31%。碳排放、碳吸收和碳足迹在1995-2000年、2000-2007年和2008-2012年3个时段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相应时段的变异系数和当地生态退耕政策的影响,将碳足迹变化分为3个时期,即不稳定期1995-2000年、较稳定期2000-2007年和稳定期2008-2012年。然而,上述碳生态盈余状态并不能掩饰农业化学物质和能源投入不断增加所带来的不可再生资源年损耗的增加和农业面源污染潜在风险的加剧。     

区域土地整理综合效益测算——以徐州市贾汪区为例

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是土地整理技术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土地整理具有经济产出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及社会保障价值，针对这3种价值，本文分别提出3种测算方法即传统市场法、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法、替代市场法。传统市场法即采用收益还原法；生态功能价值系数法是根据各地类生态服务价值系数，来测算土地整理实施的生态服务价值；而替代市场法则以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以用商业保险的方式计算一次性投保所需的资金作为土地整理社会保险的价值。本文以徐州市贾汪区为例，全面、科学地测算了区域土地整理带来的价值，研究表明：该区域自1999年以来，土地整理效益总价值达9.98×10⁸元，其中经济产出价值达5.57×10⁸元，社会保障价值达7.10×10⁸元，达到了增加有效耕地，改善经营生产条件的目的；然而生态服务价值却损失2.69×10⁸元，表明土地整理的生态风险防治还没有纳入土地整理的内容。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可以很好地测算土地整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经济价值，为综合评价土地整理效益并指导土地整理的实践活动提供依据。     

广西百色市经济发展模式评价

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粗放使用能源和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在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西部一批新兴的资源型城市迅速兴起,探讨其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评价了百色市经济发展模式,指出百色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矿产资源(主要是铝土矿),属于传统的"线型经济发展模式";提出百色市经济增长对有限矿产资源的过分依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并以循环经济耦合链的设计为切入点,从循环经济体系构建的角度对百色市经济发展模式作了设计,提出建立不同区域层次的横向一体化、链接不同产业环节的纵向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模式、集群式循环经济产业区模式、工农旅游一体化模式。     

松嫩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动态过程分析——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本文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例，利用1954年～2001年5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在遥感和GIS技术支持下，采用逐个图斑跟踪记录的方法，动态监测每个图斑在各个时段的变化过程。从研究起始时间开始从来没变过，或变化次数较少的空间单元称为趋向稳定类型的转换，而变化次数较多的空间单元称为趋向不稳定类型的转换。根据每一土地单元土地利用变更次数的多少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将研究区某一时段内的土地利用变化划分为未变更类型、人类干扰型、自然演化型3种类型，分析了各种用地类型转换过程中土地利用方式的稳定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水域和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城镇及居民用地、耕地最为稳定；其次是土地退化的盐碱地和未利用土地；沼泽地、林地、草地稳定性较差；②当未变更类型和自然演化类型向人类干扰型转变后，土地利用方式将趋于稳定，在下一时段变化的可能性较小；未变更类型和人类干扰型向自然演化型转变后，土地利用方式趋于不稳定，在下一时段发生变化的概率较大。     

宁夏盐池县人地关系的演变及调适对策

对宁夏盐池县人地关系中的"人"子系统和"地"子系统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子系统的研究主要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类行为3个方面着手;"地"子系统的研究主要从土地利用、耕地变化和地表植被变化3个方面着手。地表植被状况的变化用遥感卫星影像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来综合反映。进而再运用相关分析法研究盐池县"人"子系统和"地"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总结了其演变过程。分析发现宁夏盐池县人地关系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人口文化素质仍较差,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掠夺式的人类行为导致"地"子系统的不断退化。进而相应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加大劳动力转移力度,以减轻人口压力;提高种植业整体水平;通过合理的草地利用方式,从根本上缓解人地矛盾;多能互补,解决能源问题等调适对策。     

黄河源地区牧民对草地退化的感知——以达日县为例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黄河源地区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该区域草地退化被认为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人类活动起主导作用。牧民作为牧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对草地退化的感知和应对措施对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牧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对黄河源地区达日县143户牧户进行调查,分析牧户对气候变化和草地退化的感知、响应、应对措施,以及牧户草场建设的参与性等。结果表明:牧民对气候变化感知敏锐,特别是极端天气变化感知强烈;牧户对草地退化意识较强,但对草地退化原因理解不够全面,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及引导;牧民对草地退化治理措施感知各异,多从自身需求考虑,因此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的措施,如草场建设、补饲等措施增强了牲畜抵抗风险的能力,得到牧户认可;牧民对政府政策不完全认可,今后的工作应加强以牧民利益为主的措施,拓展牧民生计方式,才能真正调动牧民积极性,使当地的退化草地得以恢复,经济得到发展,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