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断与悖论——论“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命题难以白圆其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文章和专著中所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实际上就是在阐述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最先倡导的“诗赋欲丽”为支持“文学自觉”的重要论据,只是持“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论者断章取义的主观臆断。陆机在《文赋》中谈文学创作,更多考虑的不是辞藻如何华美的问题,而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尴尬。梁昭明太子萧统则明确否定了片面追求语言华美的审美意念。认为魏晋六朝文论是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持“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论者断章取义的臆断。“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论者既肯定出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文章和专著”是判断“文学自觉”的标准,实际上又对那一时期文学理论文章和专著中对文学分类的一些阐述加以否定,这样就形成了悖论。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武士化”现象初探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的“武士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上涌现了一批行为勇武、严守忠孝道德的女性。探其原因有三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学习儒家文化,从而使她们更加容易理解传统士文化的精髓;两汉时期忠孝观念的传播以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承,促使更多的女性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战乱和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武士化”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导致了当时北方社会经济生活的“倒退”和“逆转”，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北部的经济生活竟倒退了两千年”。本文则认为，从总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并没有造成历史的大倒退。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一)

对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历史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各级官僚贵族、地主富商之间,占有和役使奴婢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占有奴婢的多少不仅仅标志着官僚贵族、各类地主的身份地位高低,气派大小,而且奴婢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变化,他们在生产活动中愈来愈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魏晋风度:读《风流与盛世——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简史》

<正>阎步克先生曾经在其著作《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中把古代官僚政治运行的轨迹比作波浪,他认为秦汉是一个波峰时期,因为无论是帝国规模还是制度的进步抑或是有条不紊的管理水平在同时期的古代社会都位居世界前列。与秦汉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衰微,门阀士族力量强大,国家分裂动荡,民族交融带来的部族因素,也使政治的“变态”雪上加霜,故阎先生认为这一时期为官僚政治的“波谷”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

汉、唐是我国历史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两个高潮时期。介于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属于低潮时期。高潮引人注目,低潮则常被忽略。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时,西域交通大衰……北朝曾将西域交通完全隔断”。这话未免有点言过其实。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和分裂曾给中西交往和贸易以不利影响,这是事实;可是在这几百年中,中西商贾、使节、僧徒的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并未中断,元魏统治时的中原和西域的交往,甚至还称得上是兴旺的。本文现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略作考察,切望有人做深一层的研究。     

《史通》对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中体例运用的考察

《史通》有关史书体例的理论知识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史通》较为详尽地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言体、国别体与通史的编撰;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的盛行状况及其原因,指明这一时期史例中兴与编年体撰述盛行的特殊关系;批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史书撰述中种种“体统不一,名目相违”的弊端。《史通》对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中体例运用情况的考察,论证并充实了《史通》的史书体例的有关理论。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述

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从1984年1月至今,发表于全国报刊上的文章近八百篇,出版著作十多种。是建国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最佳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不少立论新颖的文章。郑欣《曹魏屯田制纵横谈》一文指出,曹魏屯田制是农奴性的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大量流民变成屯田客,防止了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并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农民逆变为奴婢之路。黎虎认为,曹魏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等方面起     

从地区考古视角探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与城市遗址

<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频繁更迭、战乱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工作的开展能够揭示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文化特征,加深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理解。由韦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魏晋南北朝考古》一书,是一部系统的魏晋南北朝考古论著,     

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亲的特点——兼与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比较

魏晋南北朝和亲次数众多,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有很大特点。第一,开放的通婚观念导致魏晋南北朝和亲繁盛,且涉及众多政权、民族;第二,魏晋南北朝和亲受少数民族婚俗影响大于汉唐统一时期;第三,魏晋南北朝和亲通婚的政治层次比汉代和隋唐高;第四,隋朝与后梁皇室通婚是唯一一次汉、汉和亲,成为分裂时期汉族政权间关系的特例,是南北统治集团中高门大姓的联合,有助于减少统一的阻力。总之,和亲各项主要特征在魏晋南北朝已完善齐全。魏晋南北朝和亲不比汉唐逊色,而且影响着以后的历史发展。     

魏晋南北朝酒政之禁与弛

酒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魏晋南北朝的酒文化最盛。从政治环境影响、农业和酒业不断发展分析魏晋南北朝饮酒之风盛行的原因,揭示粮食短缺、扰乱社会秩序是该时期禁酒的原因,总结“酒禁”政策不可连续主要受国逢喜事、民俗、税收等的影响,进而提供一种微观视角,以展现不同于传统观念中“饮酒成风”的魏晋南北朝。     

十五年来魏晋南北朝商业史研究综述

商业史是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商业研究往往被忽视。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长期被看作是分裂、割据、倒退的“黑暗时期”，商业研究显得尤其薄弱。令人欣慰的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出现了新气象，不少史学工作者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专著先后出版，如韩国磐的《南北朝经济史略》、许辉、蒋届亚的《六朝经济史》、余鹏飞的《三国经济史》、张尚谦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等，都有专章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发展。其次，随着对魏晋南北朝区域经…     

浅谈“看”义的演变

现代汉语中,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看”在同义语义场中都显示出了强劲的语言优势.“看”这个词的源流可以在先秦时期找到,随着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词的各个义项已演变得相当成熟,并初步具备了现代汉语中“看”的各种用法.唐宋和元明清时期,“看”延续了魏晋南北朝时的词的义项的地位并得到进一步稳固和发展.下面看先秦两汉以来“看”义项的历时演变.     

论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儒家化特征

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最富特色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时期.文章探究了儒家的礼治原则与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之间的关系,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刑法原则具有的儒家化特征,并对其成因作了分析.     

论魏晋南北朝刑怯原则儒家化特征

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最富特色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时期。文章探究了儒家的礼治原则与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之间的关系，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刑法原则具有的儒家化特征，并对其成因作了分析。     

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

封建依附关系有突出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主要特点之一,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但对于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以及依附关系发展的社会意义,各家见解则有极大的差异。笔者也想略陈己见。     

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形成

士族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特殊阶层。在数百年间,士族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常称魏晋南北朝为士族社会。     

3—9世纪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兼论郡望内涵及功用的演变

崇重旧望是3—9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它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因有多种,但旧望世代拥有文化和人物上的优势及旧望名士在宗族乡党中所起的精神领袖作用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唐代崇重旧望的价值观更为发展,表现在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更为深广,如标榜郡望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限于士族阶层,至唐代则蔓延到全社会。郡望的内涵和功用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由战国秦汉时期指“原籍的郡名”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指称“郡中显贵的士族”;由明确祖籍所出之基本功用发展为具有了区分士庶尊卑贵贱、维护门阀社会等级制度的礼的功用;至唐代,则蜕变为一种象征士族传统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失去了礼的功用。     

生命重现与永恒的追求——论魏晋南北朝人鬼婚恋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生命意识的高扬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命题。以魏晋南北朝人鬼婚恋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复生情节、生子情节及爱情永恒的讨论,探讨生命意识在魏晋南北朝人鬼婚恋小说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