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研究的误区

孔子“删诗”为司马迁所首倡,然而自唐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怀疑。但由一系列考证可以推知:孔子确曾有“删诗”之举。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都不能成立。据钱穆考证,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三十岁,始授徒设教。若此论不差,则《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当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并没有错,乃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史记》对孟子思想的接受

司马迁尊崇孟子,最早为他立传,视其为孔子之道的真正传人。他接受和发扬孟子的义利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对其加以诠释。司马迁阐发了孟子所理解的孔子作《春秋》的几个原则,并运用于《史记》创作。《史记》"实录"精神正与孔子《春秋》褒善贬恶的精神一脉相承。     

关于《史记》列孔子为世家的原因——从世家的定义与其“世家”本身的矛盾而谈

《史记》不仅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山鼻祖,是书分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生动地描绘了历史人物的活动与统览历史事件。其中,孔子之登入世家,向来颇多争议。无论是后世注家及相关学者之说,还是司马迁本人之说,其＂世家＂与《史记》＂世家＂本身均存在矛盾;登孔子于＂世家＂,既因孔子在＂当代＂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更凸显了司马迁对这一重视的认同。     

“孔子见南子”新议

孔子一生中最富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是他在濮阳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趣事,这是有关孔子生平叙述中唯一的一次大圣人与名女人的会面。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孔子一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话,引起二千多年来顶尖级学人的诸多猜想与注释。     

“孔子见南子”新议

孔子一生中最富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是他在濮阳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趣事,这是有关孔子生平叙述中唯一的一次大圣人与名女人的会面。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孔子一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话,引起二千多年来顶尖级学人的诸多猜想与注释。     

孔子删诗考

“孔子删诗”一说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细读文本会发现争论起于后人误读《史记》,司马迁并未明言孔子将诗歌三千首删为三百首,而是将当时所存之诗稍去其重,刊为定本。“孔子删诗”之真相可求证于《史记·孔子世家》文本及其他相关材料,崔述《洙泗考信录》之见解颇为可取。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儒家文化继承

司马迁写作《史记》,继承了周公、孔子的思想,这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有明确的阐述。 《太史公自序》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见父于河洛之间”这部分。这里司马迁借父亲之口阐述了《史记》的创作背景,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文献。     

关于苏轼对司马迁的评价问题

＂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说苏轼不好司马迁《史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辨析的问题。本文认为,苏轼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态度,与他的治学方法、政治立场和人生境遇有着密切联系;从史学角度评价司马迁,苏轼多持批评态度,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义苏轼＂不好＂《史记》,似有一定道理,然从文学角度看,苏轼给予司马迁最高评价,说他＂不好＂《史记》,是难以成立的。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再论司马迁之“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前者见于《史记》;后者见于《汉书》,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第六册有《报任安书》节选）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的观点,其文云：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     

司马迁《史记》引用《诗经》论略

《史记》主要采用间接引用与直接引用《诗经》的方法,前者据《诗经》诗句写史,从《诗经》中摄取史料;后者则是直接引用《诗经》中某些篇章的诗句,以阐述自己对史实的观点。这种引用《诗经》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王船山与《离骚》

王船山的《楚辞通释》,不少地方能摆脱前人之旧说而有所独创。但在表达民族思想和志节操守时,往往将自己的处境和感情与屈原的遭遇相比附,过多地渗入主观成分,尤其是以道教丹法注释《离骚》,违反科学,失之偏颇。     

从苏辙对《毛诗序》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

苏辙是北宋名的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诗集传》是其研读《诗经》的重要学术作，此书阐述了他独特的《诗经》学思想和政治学态度，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对于《诗序》的作及其尊废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并主张序言诗，这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探讨了苏辙在《诗集传》中对于《毛诗序》的辩驳，以正视苏辙在《诗经》学只上的地位。     

《诗集传》对《诗经》篇章结构的探讨

朱熹的《诗集传》对郑笺《毛诗.小雅》的有关篇什划分作了调整,对《毛诗》14篇诗的章句划分作了改变,体现了宋人的疑古精神,所作调整也较为合理。     

废名讲《诗经》

废名将《诗经》定性为“古代的人民文艺”,他以文学为立足点,特别注重从生活实际出发,一方面把诗看成是对生活的写实,另一方面又证之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讲解诗歌,既参考前代注家成果,又抱着批判继承的态度,通过辨析,取精用弘,多有自己的独得之见。     

论"楚辞"主题的战斗性

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楚国历史上传统的战斗精神表现在屈原作品中，较之《诗经》，《楚辞》主题的战斗性大大加强了。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孔子对《诗经》社会功用的认识

孔子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个把《诗经》作为教材用于私人学校的,《诗经》在孔子的心目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通过学习《诗经》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并借以考察社会、批评朝政,做一名合格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孔子对《诗经》社会功用的论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并已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而流传至今。     

朱熹《诗》学研究转变论

朱熹注《诗》凡两易其稿，凡是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所称“朱氏曰”，皆其初稿（即前稿），后稿即现在通行的《诗集传》。这里试将朱熹注《诗》的前后稿在诗旨、词语训诂两方面作一比较，并力图挖掘朱熹诗学转变的根源。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