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慎的两个考论

明代杰出的学者和文学家杨慎,嘉靖二年(1524),因"议大礼"案被贬云南永昌永远充军。直到病故,才由他的妻子黄峨接榇回四川新都。主要考证杨慎谪戍永昌的基本路线和他在永昌的具体时间。为进一步研究杨慎及其对保山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提供考证材料。     

白发戴花君休笑——论杨慎簪花的文化内涵

杨慎簪花是中国古代男子簪花现象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后世学者对这一事件有各种形式的关注与讨论。通过分析杨慎的著作,结合杨慎簪花的史实,认为杨慎簪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内涵的丰富。     

杨慎卒年卒地新证

杨慎的卒年卒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讨论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文海》中杨慎墓志铭等资料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卒于昆明高寓所,终于使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了解决。     

墨痕清雅话升庵——杨升庵书法赏析

杨慎行草竹枝曲。书法流畅中有工稳，宁静中有跌宕，柔媚中藏劲健，结体自然而略有内敛，字字独立而气势连绵，其气息韵格远胜赵孟颊。     

春城无处不飞花

一提到昆明，脑海里立即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图画：“蔚蓝而遥远开阔的天空，多姿多彩的云霞，阳关浸浴着稻田，一片片油绿的树林，干干万万点缀在草丛中的花朵……”古往今来，春城不知勾起过多少人的向往和眷恋之情，多少文人为她抒写过赞美的篇章。明代文学家杨慎道“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文心雕龙》杨批中的文思论研究——兼及杨批《文心雕龙》中的五色圈点

在明代，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笔者从文思论角度对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中的几处圈点及评语做出了探本清源的研究。杨慎认为创作主体既要学识渊博，又要才华横溢；创作构思时，要投入真情；形之于手时，要贵乎自然。在文末，笔者探测了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中五种颜色圈点的区别。     

道德何为？——说《三国演义》开篇词

明代状元杨慎的《临江仙》词，原是其历史词话中“说秦汉”的开篇词。毛氏父子笔削《三国》而把它作为小说开篇，其意义内涵发生变化，而与《三国演义》的悲剧性主题发生联系。这首词是毛氏修订《三国》的传神点睛之笔。它既关乎小说的境界主旨，又体现出修订者的才调文心。     

杨慎研究综述(上)

杨慎是明代中期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不仅学术成就卓越,更富有文学才能。目前学界关于杨慎的研究在生平著述、学术成就、文学成就、诗学思想和文化史意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尚存在不足之处和有待改进的方面。     

杨慎研究综述(下)

杨慎是明代中期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不仅学术成就卓越,更富有文学才能。目前学界关于杨慎的研究在生平著述、学术成就、文学成就、诗学思想和文化史意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尚存在不足之处和有待改进的方面。     

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

作为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的杨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秉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对杨慎典籍的校勘整理;二是对杨慎诗学和文学创作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杨慎俗文学的研究成绩较大;三是对杨慎学术思想的多维度研究,包括杨慎哲学、考据学和古音学。     

试论律与度量衡的关系及黄钟之争的原因

通过对商鞅方升、新莽嘉量容积与“容如黄钟”的讨论,探析了律与度量衡的关系及黄钟律之争的原因.认为秦汉量升,其量相同;“秬黍为法”,“容如黄钟”.度律量衡,先尺次律,再量后衡,相因而生.即先“以黍累尺”为度制之本,次“以尺定律”,并因九相关而成古律尺、古黄钟及律尺、黄钟;再“以律（管）度容”,即以黄钟律管之长为尺长基准,定制量器;后“以容立重”生权衡.而“九九八十一、宫”的黄钟之争,其原因是由于历代有不同基准的尺型,采用何尺型量测和认定古代容器更是争议的焦点.     

纠纷与秩序:清代重庆工商团体纠纷调处机制

由于清代国家统治能力的有限以及正式法律制度层面的缺失,清代重庆工商团体在行业纠纷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司法档案等史料表明,当时相当数量的行业纠纷是通过工商团体调处得以化解的。工商团体实施的行业纠纷民间调处得到了清代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成为清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清代国家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工商团体实施的调处进行监督、施加影响,以保证调处始终处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从而达到国家控制社会的目的。     

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纠纷解决现状及策略研究

本文以青海东部一个民族乡的纠纷解决为素材进行实证研究,着重描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背景下纠纷解决状况,总结出当下纠纷解决机制中政府力量在解纷机制中作用的弱化、基层组织在纠纷调解中的作用发挥受到限制、民族宗教习俗在纠纷解决中的正当性有待明确等方面的缺陷,同时,提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背景下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路径。     

论我国家事调解程序的构建

家事纠纷不同于其它民事纠纷,其最大特性体现在家事纠纷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这种特性决定了注重恢复和维持当事人之间人际关系的调解机制是解决家事纠纷的天然选择.     

对阿根廷与英国关于马岛主权争议的几点思考

阿根廷与英国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议由来已久。1982年阿根廷发动马岛战争遭遇失败,加尔铁里政府下台,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开始谋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马岛主权争议。马岛主权争议具有双方争夺资源能源等深层次原因,马岛问题及马岛战争对阿根廷内外政策乃至拉美局势等产生深远影响,阿根延政府推动解决马岛问题的主要做法取得一定成效。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复合——以司法协同技术为方法

中国纠纷解决格局的设计,需要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的资源进行整合。司法协同技术可以通过顺序技术、处分技术、关系技术和信息技术,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合力,从而全面地解决纠纷。     

农村纠纷调解中的村治逻辑——对浙东先锋村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嵌入在乡村治理实践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并随着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对浙东先锋村纠纷调解实践变迁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益彰显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解手段,放弃了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纠纷调解越来越重视暂时性＂息讼＂协议的达成,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后税费时代,富人当政之后的农村纠纷调解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治理权力严重受限的农村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以现代法律为内在基准,以面子、人情和金钱等可控资源为策略性调解手段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纠纷。而农村纠纷调解的依附性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挑战。     

论“超越法律”的纠纷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有些纠纷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没有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范围,成为“超越法律”的纠纷,同时却又是必须应对的纠纷,要满足纠纷解决的需要而又不危及国家法治的统一性,就需要寻找一种“超越法律”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空间,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民间法为此提供了进路。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程序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关系的含义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日益增多。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利用调解程序化解劳资矛盾,定纷止争,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我国劳动争议调解程序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仲裁前调解程序作用有限、调解程序不规范、裁诉调解程序不能有效衔接等。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劳动争议调解程序应成立政府主导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构建协调联动调解机制,规范调解为必经程序,引导调裁诉对接,增强调解程序的实效性,从而使得劳动争议调解程序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权法视野下的DSB管辖权

管辖权的确定是争端解决的前提,WTO争端解决机构审理案件同样如此。分析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的条件和DSB管辖权的特点,可知DSB管辖权是有限的,D6B不能受理指控违反人权法的申诉,也无权解释、评估某项贸易措施是否符合人权法,但这并不妨碍它以符合人权法的方式就争议问题作出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