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具箱”的媒介：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复古——以胶片摄影为个案

本研究试图对数字时代胶片摄影的回归这一媒介复古现象进行解读。借鉴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的“文化工具箱”理论,本研究将由多种类型媒介构成的集合视为一个可供爱好者们选择和调用的“媒介工具箱”,并由此呈现三类代表性群体的典型实践。研究发现,爱好者们打破了胶片的原初语境,以多元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再阐释和调配,从而将其带入当下的社会交往与行动中。旧媒介在其中并非凭借技术特质或功能直接决定爱好者的相关实践,而是作为“工具箱”中的组件,以多样化的方式嵌入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媒介通过为爱好者提供“意义资源库”和“技术剧目库”,使他们能够展开差异化的复古行动,同时也将这些行动锚定在特定的范围内。上述发现打破了既有研究关于媒介复古现象单一的怀旧叙事,同时也对既有跨媒介实践研究构成了重要的补充。     

技术、空间与身体:基于位置媒介技术的媒介实践——以Keep线上马拉松运动为例

伴随移动数字设备的发展,位置媒介正日趋介入和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自我追踪与移动技术深度耦合,不同的媒介技术会生成不同的特定数据实践。基于此,本文聚焦于自我追踪的运动健身软件,以Keep这一代表性App为例,立足于技术、空间与身体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的交互,探析基于位置媒介技术所生成的相应的数据实践。Keep作为一种位置媒介,在身体与技术的耦合下形塑了一种虚实融合的复合空间。通过keep这一位置媒介,人与非人的因素互相联结,促成了一种相应的数据实践。     

传播、在地与赋权:技术整体情境下非遗传承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基于媒介人类学视角下的田野考察

媒介化社会语境下,非遗传播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原有的传播场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又以某种方式重构,展露出原始语境和数字传播的共生状态,不同文化主体建立了独特的传播实践和表达路径。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非遗传承人与地方社会互动置于技术整体情境和社会结构中考察,发现技术赋权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赋权和传播赋权,一种“在地实践”的过程,个体在与文化、技术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与官方权力的对接,完成了从文化资本向商业资本的转化,也提升了个体在地方社会的话语权。     

藏区媒体人的传播实践与文化空间建构——对康巴语译制中心的田野考察

少数民族语译制部门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广电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向本地区受众传播新闻信息的职责,更肩负着少数民族文化传递和传承的使命。本文以云南迪庆康巴语译制中心为考察对象,聚焦译制中心工作人员所拥有的职业新闻人和藏族文化者的双重身份。缘于这种双重身份的复杂性,少数民族地区媒体人的传播实践呈现出多样性的聚合与重叠,并在此过程中构筑起一个充满象征符号、地方情感和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特空间。对这个文化空间考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作为地方性存在的公共媒体平台运作如何被卷入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中,并发挥着塑造地方共同体、凝聚社会共识和传播区域形象等重要功能。     

作为空间媒介的教会医院：对近代中国医学卫生观念重构过程的考察（1835—1900）

近代教会医院出现之前,西方医学卫生观念在我国的传播屡屡受阻。西方传教士为利于传教而创办教会医院,开启了西方医学卫生观念在华传播的新局面。由此,近代教会医院作为新型的知识空间媒介,促进了对于西方医学卫生观念这一新思想的结合与转换,同时重组了中西方医学卫生观念的转化,在重构中国传统医学卫生观念的同时,有效地推动了国人的思想启蒙。在这一场中西方文化知识观念的“对话”中,讲究现代医学卫生观念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国人的新常识。     

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携和消费

本文考察媒介记忆被书写、承携和消费的过程,以受众为出发点讨论春晚和媒介记忆,即春晚是谁的和什么样的集体记忆,同时透过受众记忆讨论春晚长期社会文化影响,与现有关于春晚如何建构"家-国"意识形态的观点对话。研究以动态、实践和流变的视角认识记忆建构,强调大众传媒既是行动主体也可能是记忆实践的途径和对象。笔者区分"中介化"(mediation)的集体记忆实践和"集体记忆化"的媒介实践,认为春晚内容单独不构成集体记忆,作为记忆实践的春晚是形成记忆机制的关键。春晚在受众主体的记忆实践中,成为记忆之所,记忆唤起和记忆操演的承携者,以及讲述和理解家庭、民族和阶层身份的对象。     

重返“黄金时代”：媒介产品衰落与用户记忆复兴——基于一个博客平台“前用户”群体的考察

在互联网传播技术持续迅猛发展同时,不少一度坐拥亿万用户的网络媒介产品也正悄然走向落幕,基于对一个关停多年的博客平台"前用户"群体追忆自身"写博"经历的叙事研究发现,相较那些舞台中央的少数精英博客,时常被忽视的广大"草根"博主并未如预期般推动博客曾被无限寄望的传播潜能,众多用户更多是在一种偏向私密化的青春心事纪录中形成整套有着可辨识度的写作模式和风格。随着博客渐渐退出日常生活,往昔的写博岁月在用户记忆叙事里同时被刻画成一个自我的和媒介的黄金时代,个人博客也被赋予了此后功能更强的媒介所不具有的象征自我抗争的功能隐喻。时过境迁,介入一代用户生命历程的博客逐渐显现出对于个体媒介观念的特别塑造,由此也从一种独特视角揭示出衰落的媒介产品如何在其用户身上绵续影响。     

乡村家庭、儿童手机实践与父母媒介干预困境——基于GH乡的民族志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当前严峻的乡村儿童手机使用问题成为社会各方讨论的焦点,但乡村父母在其中的角色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GH乡父母媒介干预为研究对象,通过民族志和问卷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GH乡父母主要采取单一、威权式的规则和限制媒介干预策略,以主体性、交往性为要义的社交性干预和灵活柔性的技术方案则处在边缘位置。这一情况与特殊的乡村家庭经营理念、关系以及空间等结构复杂勾连,使原本不协调的父母媒介干预遭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一情况在影响乡村父母对儿童手机实践脆弱的监督和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乡村家庭的亲子矛盾冲突。     

中国居民全天候媒介接触图景的三维透析——基于天津居民的“时间—空间”多维研究范式的考察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受众媒介‘接触—使用’状态定量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我们以人的实践逻辑为中心,以全媒体生态下时间、空间和心理三维度透视的媒介接触行为测量模型为研究范式,并阐释了时间预算法在此次媒介接触行为测量新模型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长达五周的日记卡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旨在从行为、空间、心理三个维度透视不同特征的受众群体媒介接触行为及其影响的差异。     

媒介批评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基于对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2008年“媒介批评”专栏的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同传媒业受商业化的侵蚀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随着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引进,媒介批评逐渐成为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媒介批评观念逐渐获得新闻界广泛认可的背景下,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部分新闻学刊物和学术专业网站等尝试开办"媒介批评"栏目,开展较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实践.     

中国居民全天候媒介接触图景的三维透析(下)——基于天津居民的“时间—空间”多维研究范式的考察

二、居民各类媒介接触空间分析1.空间中的媒介接触时长在本次调查中,媒介接触总时长为292分钟,其中在"自己的住所"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264.1分钟,在"他人的住所"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4.5分钟,在"私家车"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3.2分钟,在"出租车"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1.6分钟,在"公交车"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1.4分钟,在"地铁/轻轨"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0.1分钟,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1分钟,在"街道上"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1.3分钟,在"工作或学习场所"中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9.4分钟,在"银行、商店、邮局、宾馆等室内公共服务场所"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0.3分钟,在"餐馆、酒吧、茶馆、快餐店等室内餐馆场所"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0.2分钟,在"电影院、歌舞厅、网吧及体育馆等室内文娱场所"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0.9分钟,在"其他室内场所"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2.4分钟,在"其他户外场所"发生的媒介接触时长为1.6分钟.(见表3)     

一个超级网红的消亡史：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身份认同及治理——基于MC天佑的媒介生命史研究

作为一类独特的网络主播群体,底层网络主播的走红及其陨落昭示着底层人民的数字生存逻辑和数字命运走向。本文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面对底层网络主播“雷同”的媒介生命历程,本文认为主播们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职业的双重生产,并生成了使主播们在各个平台上进行声名流动的媒介身份。当网络主播无法处理自我认同中的媒介自我身份带来的冲突时,“自我的悲剧”便使网络主播的媒介生命走向陨落;这种被动的“陨落”是治理的必然走向及结果。文章通过对底层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身份认同的分析,以及治理结果的呈现,强调平台的可供性可以作为文化多元空间内的治理落点,需要用双向思维的连续性连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从而在善治的思维中探索中国的数字治理路径。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方式将给予底层网络主播更大的生存空间,也会使其文化生产更有活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