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本文从史传文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源头这一理念出发,以《史记》和《三国演义》的关系作为个案,从思想内容、美学风格和叙事艺术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探讨。重点分析了《史记》的实录和春秋笔法对《三国演义》在题材和思想倾向上的影响,认为《三国演义》的宏大叙事与悲剧风格、叙事虚构等与《史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越春秋》、《越绝书》大禹治水神话比较

以《吴越春秋》、《越绝书》中的大禹治水神话为线索,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吴越春秋》与《越绝书》两书的材料来源基本同一;《吴越春秋》广泛地运用了先秦以来的资料,《越绝书》只是其参考书之一,不存在抄袭关系。因此《吴越春秋》具有整合之功,内容更为丰富,也更具有文学色彩。《吴越春秋》对汉代神话传说的记录,体现出政治思想对神话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两书在风物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谶纬的兴衰与叙事文学的命运

谶纬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富神秘色彩的文化形态之一。谶纬与叙事文学具有共同的虚构特性,它的兴衰与叙事文学的命运密切相关。本文从谶纬的兴衰历程反观叙事文学的发展,以期重新审视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历程。虚构曾以攀经附典的方式积极介入政治生活,在权力场上与谶纬交织在一起。叙事文学的基本要素曾借助谶纬获得发展,但也因谶纬遭受的打压和禁毁而深受其害。     

非理性的人——先锋小说的“非人化”叙事与人物主体性的“客体化”

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在进行“非人化”叙事时,人物的主体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客体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的“非人化”叙事使人物另类化;二是文学虚构层面的“非人化”叙事将人物文本化;三是本体论层面的“非人化”叙事把人物宿命化。这是先锋作家对人的主体意识所做的哲理性思考,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观念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宇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论《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

《资治通鉴》在叙事、写人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运用多种叙述手法,以情节演绎历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为主,结合运用限知视角叙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叙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虚构成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些文学表现手法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源泉。     

十七年文学与“风俗化”叙事伦理——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为个案的考察

“十七年”时期,受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审美风尚等的综合影响,文学领域形成许多叙事伦理的“风俗化”现象。与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文艺政策、领导权等形式形成的规范性影响不同,“风俗化”叙事伦理是以隐性的潜规则形式影响文学的书写与发展的。作为共和国文坛第一个公案,《我们夫妇之间》的被批颇具代表性,小说的知识分子道德叙事非正当性、日常生活的非“斗争”伦理,和在“城市”与“乡土”对比书写中作家对“乡土”道德优越性的漠视,是其获罪的根源。“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是潜隐的,往往显得更深刻。从“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和形塑中,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结构性转换的某些基本脉络。     

浅析史传文学对唐前古小说的影响——以《搜神记》为例

《搜神记》作为唐前非“有意为”小说的杰出代表．它的成书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史传文学作为我国成熟较早的叙事文学,不仅与古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古小说的产生、发展、壮大有深刻影响,也同样对《搜神记》在叙事手法与题材内容上起到不容忽视作用。     

“小说”而“非虚构”——浅谈乔叶的非虚构小说创作及其意义

随着“非虚构小说”在国内兴起,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也受到关注.本文结合乔叶作品,探析了非虚构小说的文类特征：真实的叙事题材和小说叙事技巧.强调了此类创作关注现实描写现实的特点以及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秦汉时期东南学术文化的演变与地域文化传统

战国后期楚人统治吴越地区百年，秦汉时期的太湖流域与东南地区学人传承《楚辞》，并开创汉大赋传统，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尤其是西汉的化主流。但是，东南的学最终归向了吴越传统，《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吴越之地又回复了吴越化的本色。这就告诉我们，有深厚传统的区域，化很难被颠覆。区域化标记与化圣地是我们研究化必须关注的两个重要关键词。     

浅析《吴越春秋》中的军事文书

《吴越春秋》一书是记录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据有历史演义小说性质的史书,一直以来凭借其文学独特性,广受重视。但对于书中涉及的公文文书,学界尚且缺乏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试通过对该书公文文书的收集。来引导读者依托公文文书形式发觉《吴越春秋》一书中蕴含的军事谋略思想和具体时代背景之下体现的民俗民风,开辟《吴越春秋》研究新视角。     

孙武乃陈国后裔——孙武世系考述之一

孙武,字长卿,通常都说春秋末期齐国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但《吴越春秋》却说:“孙子者,名武,吴人也。”《东周列国志》也说孙武是吴人。当然《东周列国志》是小说,所言不足为据,但今人也有持“孙武为春秋末期吴国人”看法的。有人在三十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撰文说:“《吴越春秋》以武为吴人者,误矣。”说孙武是齐国人,这并没有错;说孙武是吴国人,确实有误,但也有其因由。如果循着历史的轨迹去寻找,我们可以更确     

《吴越春秋》死亡叙事的文化内涵及艺术功能

《吴越春秋》作为东汉时期一部著名的杂史著作,其死亡叙事取得了较高成就。它折射了崇尚人生命的社会属性而轻忽其生物属性的生命观,体现了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吴越春秋》的死亡叙事有助于具体饱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对增强作品叙事的生动性、有机性也有一定的作用。     

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小说家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伍子胥的形象定位经历了先秦著作的智谋忠直—《史记》的烈丈夫—《越绝书》的知恩图报—《吴越春秋》的神化英雄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如何由史传发展为小说的。     

叙事与述史：多元重合的精神空间——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比较的理论基点

“文学”与“历史”作为两种叙事形式，其联系与区别一直引起人文学者的争议。通过梳理学术史上有关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表述，将能够确立二者比较的理论基点。本文在分析“历史”概念的二重性及“历史哲学”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借助于对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流派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者观点的回顾，探讨历史与文学在叙事趣味、虚构方式上的类同及叙事特征、言说内容上的差异。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合与分野，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更为开阔的方法论视界。     

新历史主义意识与当代外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互释——新历史主义与《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

专题研究“新历史主义意识与当代外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互释”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深入探讨外国当代战争题材小说这一生动而有意义的艺术存在形式如何清晰地揭示历史本来面目，这一较大的象征符号系统如何赋予一个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事件以意义，揭示对历史的文学解释和对历史文学的解释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表明文学如何积极地反映历史事件，如何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如何通过对这一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解释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小说《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是一个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用语言构筑了历史的现实动机，既有历史的事实又有虚构的故事，用隐喻性陈述来说明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武田泰淳的侵华战争小说将历史小说化，用虚构与事实相结合的文本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迫害，而不是“共存共荣”。《荣誉之剑》记录的不是英雄的业绩，而是战争的荒诞不经和人生的混乱不堪，通过叙事者的个人视角，写出了一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历史”。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论是背景还是人物都“纯属虚构”，但小说揭示的历史要比正史所叙述的历史更加真实，对战争的描述具有永恒性，它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荒谬的。《野火》不仅仅反省了战争正义或非正义的性质、分析了人物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而且揭示了在失败的战争中人被迫体味对自身的绝望与无奈，如何面对自身的人性罪恶。[编者按]     

《三国演义》的启示——谈谈历史题材创作的“边界”问题

文学的想象与虚构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叙事的制约是目前学界关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历史小说,对这部小说的文学叙事和它所依据的史书《三国志》的历史叙事做一些比较,看看前者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后者的限制,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题材创作是有重要借鉴价值的。     

媚俗与错位：谈《新结婚时代》的文学叙事

媚俗化的文学叙事与争吵中的错位婚姻是王海鸽新作《新结婚时代》的最大的卖点，也是她重复与自我模仿的失败之处。笔者就其《新结婚时代》中的“符号化”的题材选择、欲望叙事、影像化叙事与人物性格的类型化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小说文本在消费主义与大众传媒主导下媚俗化倾向以及畸形的婚姻观。     

《公羊传》叙事小说化因素探微

《公羊传》是解说《春秋》的经学著作,书中叙述了一些精彩的故事,叙事中蕴含小说化因素。《公羊传》所叙故事富有传说色彩,人物形象对比鲜明,细节描写非常生动,使得《公羊传》在解经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研究《公羊传》叙事小说化的成因对于全面认识和评价《公羊传》至关重要,究其原因,主要和公羊先师解经的需要密不可分,也与《公羊传》的成书过程有关,还受到了齐文化和战国小说家的影响。     

浅谈《灯下漫笔》的叙事艺术

鲁迅杂的叙事不同于小说的叙事。小说的叙事是“因生事”。所谓“因生事”，就是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或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大幅度地详尽地虚构故事情节。鲁迅杂的叙事是“以运事”（同上）。所谓“以运事”，也就是根据章表情达意的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必要的艺术选择、加工和提炼。这也是散的叙事法。这样的叙事，往往带有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灯下漫笔》就体现了鲁迅杂叙事艺术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