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西南边地书写中的“现代文明”反思与建构

民族抗战的全面爆发促使边地空间的多维发现，这其中的西南边地因其特殊的空间地位而成为战时“活力中心”,涵括其中的文学、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实际发展态势亦随之生成了多元化的边地效应。如此，外来的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抗战文化理念与本土文化人存在的分歧应时而出，本土作家对外来经济大规模入驻边地经济带来的生态文化改变的担忧，外国传教士在边地区域内的传教活动对边民群体的影响，而这些面向对思考战时边地文学书写中“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建构问题具有言说意义。     

战争背景下“西南联大”文学创作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

作家的创作与其身处的时代维度、地理空间、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在残酷环境和战时文化的交织冲撞下,流徙西南昆明的文人血液中潜隐的积极入世的基因开始活跃。他们思考民族命运,推崇民间力量,传承文化薪火,提倡力的美学,寄望现代探索,展现出特殊生存境遇中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别样的心路历程。这一切,为我们探究战争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杨东莼“战时教育”思想及其特色

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战争的现实诉求及对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杨东莼逐渐形成了系统全面、理论丰富的战时教育思想。杨东莼的战时教育思想是战争时期的一种非常态教育理念,他以抗战需要为起点和归宿,以教育、文化为切入点,统合了战争与教育的互助之效,对战时教育的任务、内涵、原则与策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探究了争取抗战胜利之良途与教育出路之所在。     

陶行知的抗战教育实践和理论

陶行知是抗战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他创办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把日本从中国赶出去，把学生培养成抗日救国的小战士。他组织“国难教育”和“战时教育”以及出游欧羡二十八国都是在宣传抗日救国。他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抗战教育”上就是战时教育理论，即“过抗战的生活，受抗战的教育”，“民族解放大学校”，“抗战教学做”三个方面，并使这三个方面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政治任务——抗日战争服务。     

唐宋诗歌地理中的庾岭梅花

唐宋诗歌地理中的庾岭梅花，因其地理空间和形态审美特色，具有梅信之始、华夷分野、贬谪之地理时空坐标的文化意义，承载了唐宋诗人对岭南的地理文化体认和他们的历史意识、人文情怀、政治抱负、人格理想等多重文化内涵，是唐宋诗歌中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在唐宋诗歌中，庾岭梅花不仅作为一个地景给人留下地理空间感、场景感，它更是唐宋诗人心中的某种象喻，亦是唐宋文人一朵别样的生命之花，它诗性地展现了唐宋文人别离与思归、忧国与归隐、怨愤与旷达的二元之生命情怀，以及他们家国通一之人文精神，既加深了唐宋南贬诗歌的文化内蕴，又丰富了唐宋孤山梅花所奠定的梅花意象“清”之人格意味与美学品格。其彰显的家国通一的儒家“仁”之精神，与孤山梅花彰显的自由自适之道统精神相合，在唐宋诗歌梅花意象由物色形象向人格图腾的诗性嬗变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抗战时期金华抗战文化城的言说空间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至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沦陷这段时间,大批文人汇聚金华,抗战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并掀起高潮迭起的抗战文化运动,种类繁多的报刊杂志承载着抗战文化的言说空间,异军突起的出版发行事业推动抗战文化以金华为中心向整个东南地区传播,文人、报刊、出版三者稠密交织,编织了一个和重庆、桂林比肩的东南抗战文化中心——金华。     

有关中日宣战若干问题之评析

众所周所，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开端，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人民由此开始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然而，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并未正式对日宣战，只是在sq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面对侵略，行使“自卫权”奋起抗战，抵御外侮。对日正式宣战，则是在战争进行四年之后的1941年12月8日。宣战问题，不仅涉及国际法的若干准则，而且也体现出中国政府抗战指导思想和战时外交政策。因此，本文拟就中国政府在宣战问题上的考虑、何以没有及时宣战以及由此对中国抗战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试加评析，以求弄清这一历史问题，从而有助…     

巴人的流徙与文明的传播

巴人起源于汉江上游,流徙往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乃将文明传播到广大的西南地区,以致西南三地在商代西周时形成了基本面貌一致而根本属性相同的“巴蜀文化”。至春秋战国时代,分居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巴人因“居峡而峡”、“居蜀而蜀”的长期发展,乃分别创造出看似“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巴国文化和蜀国文化。巴人的流徙和分居以及相伴的文明传播和文化发展,不仅使得当时广大又荒僻的西南地区受到文明之光的普照,而且为中国在秦汉时期实现天下统一、建成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文明富强的封建大帝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七月诗派的共同主题

论七月诗派的共同主题游友基七月诗派迎着全民抗战的硝烟与人民解放的炮声诞生、成长。它同时代、现实、革命和战争如此紧密地“拥抱”，是新诗史上未曾有过的文学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战时文化一战争文学一战地诗歌”，为新诗注入了新的特质。它继承井发展了...     

文化抗战：战时中国的高等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战时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得以维持和发展,并切合战时需要,乃至战后中国发展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命脉,为中国的近代文化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战时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重庆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长期被忽视,实际上,重庆在抗战期间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重庆是战时中国合法中央政权的地域承载,是战时我国走向国际平等地位以及参与战后秩序重建的各项外交重大决策之所,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战略指挥中心和支撑中国抗战的战略后勤保障基地。重庆见证了中国收复国家主权逐步迈向国际平等的历程。     

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系列散文论

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系列散文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纪实特点,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粤北地区的抗战现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不仅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同时也引发了抗战“反思”,强调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诠释了“文人”与“抗战”的关系,具有“文学”价值的同时,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丰富了抗战文学的内容,清算了抗战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散文“人的文学”特征,在当时的抗战散文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基于霍米·巴巴杂糅理论的中国英语研究

美国华裔作家在创作中大量运用杂糅语言,包括中国英语词汇、句法和修辞,把中国元素渗入作品中,从而生成了后殖民理论大师霍米·巴巴所阐述的“第三空间”,在解构美国文化霸权的同时,重塑了自身的文化身份。     

论老舍抗战话剧的文化内涵

老舍抗战话剧继承了其前期小说对中国传统“出窝老儿”人格的剖析和批判的文化主题,通过在抗战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中各色人等的具体表现,深刻透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钱本位和“面子问题”的劣质性。老舍抗战话剧也形象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原生力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优质文化成分,从而形成完整的文化构思     

参与·超脱·民族文明——一论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性格

中国古代文人“入世”与“出世”的基本人格态度,定格为“参与”和“超脱”两种性格类型。前者是积极进取的外向型性格,后者是消极退避的内向型性格。这一对相互对立又互补的性格,反映出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华夏民族文明的一个显要特色。“参与”型性格,是民族文明发展的内驱力的能源,是中华民族文化个体人格力量的显示;“超脱”型性格,虽表现出退避的精神状态,但它能涵养深层思维,缓和内心矛盾,引导文化个体趋向自然与故土,归于心灵的平静。两种性格的组合,造成中国文人信仰与理智长期的稳定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华夏民族精神文明观念和价值体系始终未分化。     

胸藏民族气节 文蕴时代风云──桂林抗日文化城前后的曾敏之

曾敏之先生是一位在新闻战线和散文创作领域驰骋半个多世纪的颇有成就的文化人。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桂林《大公报》记者和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在“西南第一届戏剧展”中，他以《三杰传》、《三导演》等一系列报告文学名扬桂林文化城；湘桂大撤退中，他在我党的组织领导下为帮助施桂文化人疏散、并及时报道行踪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名作家王鲁彦，他关注其病因景况于前，不避战乱生死之险从柳州专程赶回即将沧陷的桂林参与料理丧事之后，以肝胆相照的人品获得文坛友人的称道。桂林沦陷前夕，《桂林风雨与文人》、《流徙中的文艺工…     

从战时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看中华民族之抗战精神

抗战时期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是中国西南抗战生命线上的战略枢纽和重要节点,既有滇缅公路"民族之魂"与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之称,又有"抗战文化化石"与"亚洲战争图腾"之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人文内涵和精神特质.它既是中华民族抗日御侮史上的一座丰碑,又是战时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凝聚、在艰辛中取胜"自强不息抗战精神的体现.战火中淬炼的抗战精神,既是中华民族能在抗战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激励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思想武器.     

孔子·隐逸·陶渊明

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隐逸思想与其“仁”的思想同样浸润和影响着后世作家文人。本文从《论语》中所反映出的隐逸思想分析说明后世作家文人的隐逸情怀其源于此,以“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为例。     

天津事件：战时中英日三角关系个案研究

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日“天津事件”，极彰显地展示了战时中英日三方关系互动的基本轮廓。从这一事件交涉的结果而言，中国为最大的受害者，英国为最大的输家，日本则为最大的赢家；从这一事件交涉的全程而言，它表明了战时中英两国之间同盟关系之不稳定性，亦典型地体现了英国在远东地区之绥靖主义政策，以及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激烈争夺，本文正是以这一事件发生发展之过程为轴线，试图构建战时中英日三者之间微妙关系的“历史图像”。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