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必要

非法证据是以非法的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对此规定的缺陷,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必要性,提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     

论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十分重要,为确保证人作证的真实可靠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证人应当覆行出庭作证的义务,对证人进行法庭询问应遵守询问规则,证人应当享有物质补偿权和人身安全受保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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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困扰我国刑事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立法上确立立隐蔽作证制度。隐蔽作证时证人出庭作证的革新之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除证人的各种顾虑,使其从心理上排除被恐吓的危险,勇于出庭,作出真实、符合逻辑、不被左右的陈述,全面有效的帮助法庭查明事实,充分贯彻直接言辞原则。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确定的隐蔽作证制度无论是该制度本身,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用都存在一些问题,其未必能够有效化解证人出庭这一痼疾。文本仪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为考察背景,首先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审视隐蔽作证制度的现状,其次从两个方面反思了隐蔽作证制度的一些问题和原因:一方面分析了隐蔽作证制度的使用范围过于原则化、忽视对证人财产利益的保护等方面的立法缺陷;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司法现状,指出隐蔽作证制度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如法官对隐蔽作证的矛盾心理、证人的畏难心理、隐蔽作证程序的难以操作性等方面的障碍与困境。     

论刑事诉讼法中免证权——免证权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均有证人免证权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此没有涉及.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虑,我国也应承认证人的免证权.实际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不仅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还规定了可具体操作的证人的拒绝作证权.这就是因为这一规则有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理论基础.证人免证权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观念更新、规范立法、配套制度设立等多方面的配合.除了人权因素的考虑外,还应从立法上加以规范,注意司法实际的操作,同时,要考虑到我国的立法、司法的实际情况.设立相关制度.本文将从证人免证权存在的理论基础、现状及我国应该如何建立证人免证权三方面进行论述,以此证明免证权在我国是可行的.     

证人出庭在刑事诉讼中的现状分析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入，证人出庭接受控辨双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人出庭方面与证人出庭的重要作用很不对称，主要表现为：证人出庭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证人出庭缺乏具体制度保障、询问证人的规则不够科学完善。     

证人出庭及衍生问题刍议

证人是否必须出庭,各国法律规定尽管不一,但其基本精神都是证人应该出庭。在刑事审判实务中,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做法有诸多差异。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问题的规定尚有诸多歧义之处,而在中国的刑事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出庭则是常态。文章分析了证人出庭与否其背后隐含的文化传统及法制背景的差异,并从理论和实务两个角度,提出了对证人出庭及相关规则的建议。     

论我国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的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法官查清证据,进而查清事实,公正判案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此仍规定不力,缺乏具体落实措施。为此,有必要完善现行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一是规定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二是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三是建立规范的证人出庭经济补偿制度;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试论我国证人拒证规则的架构

证人拒绝作证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文章从介绍证人拒绝作证规则历史考证及国外立法出发,分析我国设立证人拒绝作证规则的必要性,并从制度层面提出了立法建议。     

论我国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的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法官查清证据,进而查清事实．公正判案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此仍规定不力,缺乏具体落实措施。为此,有必要完善现行刑事审判直接、言词原则。一是规定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二是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三是建立规范的证人出庭经济补偿制度;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制度以其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对刑事诉讼活动产生积极作用,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现状的分析可知,虽然我国尚未在规范层面肯定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但适用该制度能够满足我国当前司法实践追诉犯罪的需求。为促进该项制度在我国的良好运行,可以从污点证人的适格性规则和监督保护机制两方面入手,构建我国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第四次修宪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第四次成功修宪无疑为其他普通法律的完善做出了表率,尤其是亟待修改的与宪法密切联系的刑事诉讼法.结合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两者的关系,阐述了第四次修宪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所提供的宪法依据,以促进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启动.     

检察逮捕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优化对策

新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总则并对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力做了较为深刻的改革,如何将逮捕的两大基本功能——＂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重新保持均衡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实践难题。文章以新刑诉法修正案为背景,通过考察检察逮捕权的立法渊源,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上的漏洞,从而提出优化我国现行检察逮捕权的对策,主要包括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构建批捕质证程序、建立羁押复查机制等方面。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比较研究——兼谈我国阅卷制度的构建

在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但都设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情权。在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采用证据开示制度来实现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而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则存在广泛的阅卷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了控辩双方庭审过程中的对抗性,然而在我国未完全建立起当事人主义的情况下,不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而是应借鉴当事人主义证据开示制度的合理成分,建立并完善阅卷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     

论我国刑法诉讼与沉默权的合理冲突及立法借鉴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与国外沉默权规则存在一定冲突，这是根据具体国情适当选择的结果，但我国应借鉴沉默权规则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强立法，以完善刑诉制度。     

刑事被告人对质权及其保障——以证人出庭制度为中心

我国刑诉法有关当事人质证权的规定从理论上讲可以包含被告人对质权的相关内容,但是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刑诉法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证人出庭制度在保障被告人对质权方面仍然重视不够、力度不足。应当明确确立严格意义上的作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对质权,并从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角度思考证人应当出庭与否的问题,以实现真实查明和权利保障、实体公正和正当程序之间的平衡。     

《民诉意见》第125条之检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是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的,遵循不告不理这一基本原则,任何其他法律规范都不得与之相抵触,否则是无效的.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一司法解释却规定民事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时可以直接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本文试从其有效性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法理对此条司法解释进行检讨,并提出相关意见.     

多元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特别没收程序的关系论纲

基于特别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高度相似性以及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较没收程序所具有的全面性、优越性,特别没收程序的存在备受质疑。但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增加缺席审判程序的同时仍旧保留了特别没收程序,这其中不免涉及到对特别没收程序存在必要性的考量。文章分别从目的学、体系学、法教育学三个角度对两程序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外在规则体系进行了分析。特别没收程序是针对财产的处置,缺席审判程序是对人的处置。为丰富追赃追逃手段,一方面应理顺两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梯度关系,另一方面应推动两程序的协调与衔接,打造刑事一体化视域下的多元化庭审模式。     

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宪法思考

单纯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的既有问题。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并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要想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中真正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政精神，首先必须对我国有关宪法制度进行修正与完善。     

伪蒙疆政权刑事诉讼法初探

伪蒙疆政权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民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内容,使近代刑事诉讼法律文化在蒙疆地区得到进一步传播,促进了该地区刑事诉讼法制的近代化,但其中也存在大量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糟粕,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蒙疆人民的暴力工具。     

法律位阶视角下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与协调

自2008年我国新修正的律师法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关其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及协调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止。立足于理论层面和实定法层面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位阶规定,在宏观领域构筑共识的基础上,从律师权利义务的微观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冲突与协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