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事类乐府在宋代的创作与渐变

以＂病时＂与＂即事名篇＂为主要特征,＂忧黎元＂、＂补时阙＂为其核心所在的即事类乐府,不仅为宋代诗人所雅好,而且还使之成为一时之创作风气。宋代的即事类乐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类型上主要分为＂自创新题＂与＂袭用新题＂两种。相对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以＂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在形式特征方面已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其诗题大都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汉乐府式标题＂,一变而成为以＂×××歌＂、＂××行＂、＂××吟＂结构的歌行类乐府。而近体诗在这类乐府诗中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体诗一统即事类乐府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已为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所打破。     

乐府赋题法与唐代歌行体的形成

赋题法是拟乐府创作中严格地由题面着笔,按照题面所提示的内容倾向运思取材的方法。齐梁以来,文人乐府诗大量使用赋题法构思立意,使乐府拟作既可沿袭古题之义采用时代新体,还可寓意古题,挖掘古题的时代新义,从而为乐府拟作在主题内容和体式结构上的创新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因赋题法的使用而形成的古乐府主题与曲题的对应关系,为唐代歌行诗创作提供了思路：诗人在乐府中寓意古题、别出新意,在诗歌体式上突破乐府制约,形成拟赋古题的歌行;“主题+歌词性诗题”的歌行,在对主题的强调中保留诗题“歌”“行”等歌辞性字眼,形成歌行的“标识”意义;自拟非歌词性新题的歌行,为进一步强化诗歌主题,其体类属性只在诗歌篇章结构上体现。唐代歌行体的形成与文人乐府赋题法密切相关。     

西晋时期的乐府诗批评——以苟勖《荀氏录》与崔豹《古今注》为研究重点

荀勖《荀氏录》与崔豹《古今注·音乐第三》,是西晋乐府诗批评中的两种代表作。《荀氏录》所反映出的荀勖之于乐府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与《宋书·乐志》、《晋书·历律志》等之相关记载,共同构成了苟勖“古今并重”乐府观最为本质的内核。崔豹在《古今注·音乐第三》中对19首乐府诗的题解,不仅首次将“前乐府”与汉乐府合而为一,同等对待,而且开对汉魏乐府“题解类批评”之先河,影响深远。     

谈唐代新乐府的几个问题

新乐府是相对古题乐府而言。新题乐府与古题乐府的区别在于,古题系陈隋以前所制,为唐人所拟作,新题乃唐人根据内容所自制的诗题。关于这一点,明代研究唐诗的大家胡震亨说得非常清楚:“乐府中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者;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宋人郭茂倩收集了丰富的历代乐府诗,编辑了《乐府诗集》。集中云:“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歌也。以其词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     

李白的歌行

李白的歌行由“古题乐府”和“非乐府歌行”两部分组成。李白七言“古题乐府”中的个人抒情之作，是李白“古题乐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在内容方面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诗人自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极其鲜明，占据着诗歌抒情的中心地位；二是抒情与叙事、与客观场景描写的结合。李白的七言“非乐府歌行”体现出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和诗作的酬赠性质等内容特点。从歌行发展的演进过程看，李白一方面在创作“古题乐府”的过程中致力于改造乐府诗而使其歌行化、个人抒情化：另一方面，又大力创作不用乐府古题的、纯为个人抒情性质的“非乐府歌行”。前者是旧事物在一定程度上的新生，后者则是全新的艺术生命，它无疑更富有生机，更能代表歌行的发展方向。     

试论先秦比类思维

比类思维源于先秦,就“类”而言,中国的“类”概念,外延宽泛,中国比类思维散见在先秦诸子文献中,中国在先秦时就有了隐喻,究其发端,在比类思维。比类促生隐喻、促进认知、更助推了先秦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语音缺陷的生成类和评判类论析

从生成形态看，语音缺陷有“空间缺陷”、“强度缺陷”和“时间缺陷”之分，亦有“点缺陷”、“线缺陷”、“面缺陷”和“体缺陷”之别。从评判实践看，语音缺陷在分布、数量、性质、程度、形式、频率及测试的语音形式、测试的题项要求上存在同类别的内部差异。语音缺陷的生成类是评判类的基础，评判类是对生成类的发展应用。     

谈李白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李白的“乐府诗”,堪称诗人全部诗作中一脉品位极高的宝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代表了李白的风格,表现了李白的独特个性,涵概了李白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其思想内容之丰富,艺术特点之鲜明,写作技巧之高超,艺术成就之丰硕,绝不亚于诗人的其它诗作。李白乐府诗歌虽大多是拟乐府古题而作,但他绝非拘泥于“古题”范围,并未足满于因袭模仿,而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别辟蹊径,被后人誉之为“擅奇古今”。他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和民歌的优良传统,开乐府歌行的新纪元,承上启下,为后来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淑英论孟郊旧题乐府诗的复与变

孟郊是中唐诗坛中“有古乐府气象”的重要乐府诗人。其旧题乐府诗复与变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主题、体式及艺术等方面追拟六朝乐府;二是一些古题尚存而古辞已佚的乐府诗,往往据题写意,力求恢复古乐府的风貌;三是借古题以发新意,且在兴寄方面进行改造和创新,寄托身世之慨。     

关山月

“关山月”是乐府旧题。这首诗内容上继承了古乐府，但又有极大的提高。 开头四句，是一幅包含着关、山、月三种景物的辽阔的边塞图景。诗人把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新鲜而壮观。表面上写景，实写征人怀乡的情绪。     

乐府旧题《将进酒》中“将”字的读音辨析

乐府旧题《将进酒》“将”字读音的探讨争论主要体现在读“jiāng”还是读“qiāng”上。从语气语境来看,《将进酒》不同于《诗经》中“将子无怒”、“将仲子兮”的温婉和缓语气;从语法结构来看,“将仲子兮”、“将子无怒”都是“将+宾语+无+谓语”的结构,而李白《将进酒》一诗不同;从对仗辞例来看,将”字在“将进酒”中没有做动词“愿,请”之意的可能;从语义词例来看,李白《将进酒》一诗包含宾主、进酒、歌诗、劝饮四要素,乐府旧题的“将进酒”三字应是主敬酒于宾客之义。乐府旧题《将进酒》中的“将”字应该读“jiāng”。     

刘勰与《文心雕龙》的乐府 论简

刘勰以“征圣”、“宗经”为论文宗旨,其《文心雕龙-乐府》一文,开乐府诗批评史上“品第类批评”之先河.刘勰在《乐府》中首倡“乐府”为一种文体,认为可与诗歌并列,主张诗声合一,崇雅黜郑,为其乐府论的核心所在.在“诗”与“声”两个方面,“声”主而“诗”次,并以之对汉、魏乐府与齐、梁“艳歌”进行了程度不同、形式不同之批评,得失各俱.刘勰的乐府论虽然有失偏颇,但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凉州词》浅析

《凉州词》作者王之涣(公元688年-742年),唐代诗人。字季凌,并州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人,后迁居绛(今山西新绛县)。曾任冀州县主簿、文安县尉。他性情豪放,其诗多写边塞风光和戎马生活。气势雄浑,意境阔大,语言凝炼优美,音韵谐和,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凉州词”,本为唐朝乐府《凉州歌》的唱词,后成为乐府诗题。宋代郭茂倩收此类诗入《乐府诗集》时,将其归入“横吹曲辞”类。该类歌词一般都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激昂慷慨,雄浑悲壮,颇能感人。王之涣此诗也正是具备这个特点。王之涣《凉州词》原题二首,这是第一首,郭茂     

先秦“叙说”类动词语义场基本特征

进行语义场历时比较研究,必须首先对最早阶段形成的语义场状况及基本特征进行清晰考察。先秦时期,“叙说”类动词语义场主要成员有“言”、“日”、“谓”、“语”四个。从使用频率、组合能力上和独立性看,“言”都应该是先秦“叙说”类动词语义场中的核心成员,并将这一核心成员地位一直保持至两汉以后。     

先秦“说体”的生成、类型及文体意义——兼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观念与分类

“说”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言说行为,这种言说行为由于言说者的身份以及言说对象的差异而引起“说”本身内涵的重大区别.整体而言,祝官之“说”是一种仪式行为,它所指向的对象是神灵世界,而“解释”之“说”是以某种具体文本为前提的,“规谏”意义上的“说”所指向的对象是世俗的权力阶层.这些“说”的各种具体言说行为形成不同的文本,即仪式文本、解经文本及语类文本.《汉志》所录先秦小说在性质上可分为四类:一是《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三种属于先秦的解经“说”体;二是《青史子》、《师旷》、《天乙》近于先秦祝官之“说”体;三是《周考》、《百家》近于先秦规谏意义上的“说”体;四是《务成子》、《宋子》属于先秦子书.《汉志》的这种分类其实是将“小说家”的学派观念与“说体”的文体观念杂糅在一起.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唐诗二首浅析

《行路难》是乐府诗古题.《乐府解题》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李白《行路难》共三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李白经常用乐府诗题写作,表现了他对乐府诗的喜爱和擅长.     

愁而非愁与乐而非乐——论李白《蜀道难》与《梦游天姥吟留别》

古体歌行这种诗体,源出于古代乐府诗,建安以后．文人摹拟乐府歌唱,或沿用乐府旧题,或另立新题．统称之为“歌行”。李白继承发展了这一创作传统。他的歌行．有的仍用乐府旧题,有的则据内容另立新题。他的创作．在形式上更为自由奔放;在艺术表现方面,更是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风骚”的比兴体制．从而使诗歌的意境、意向更加完美。本文列举其代表作《蜀道难》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意逆志”探讨其中“愁而非愁”和“乐而非乐”的情绪。     

论荀子的推类思想

以类同关系为基础的推类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人经常使用的一种谈说论辩方法。作为先秦名学思想集大戍者的苟子,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的相关思想．其推类理论更为自觉。但他继承了儒家的正名为政的传统,其推类思想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秩序服务,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倾向,体现了先秦文化的“道德型”与“政治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