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昌龄诗歌的艺术特色

在春风得意、奋发蓬勃的盛唐诗坛上,有一位诗人颇负盛名,曾赢得“诗家天子”的美称,他就是“七绝圣手”——王昌龄。七言绝句最早源于民歌,魏晋时期的《行者歌》、《豫州歌》都是句句用韵的七言小诗。宋汤惠休的《秋思引》是最早的文人七言小诗。到梁陈北朝时期,作者...     

生命觉醒后的忧叹与超越——《古诗十九首》及魏晋诗歌浅探(下)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宗先生的话,道破了这个时代的特质——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人生命运多舛。社会的大解体。精神的大解放,人格思想的大自由,艺术创造的大勃发。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率真与荒诞,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强烈、矛盾、裂变、热情、冷峻,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     

《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汉赋是大汉“一代之文学”,也是汉代文学一大宝藏。它对汉代散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史记》也有它的投影。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大赋的成就。《史记》与汉大赋都是西汉盛世社会思潮——“宣汉”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同时,均表现了文学自觉意识的艺术特征。一文一赋,两支奇葩。汉赋以显“物”为己任,《史记》则“以人物为中心”昭示了文学自觉意识的突进。     

“朦胧后现象”浅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勃兴的“朦胧诗”,是中国当代诗歌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艺术革命.它由受非议——让步——承认——获得较高评价,走过了一段较长的被认识、被认同过程.今天看来,“朦胧诗”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恢复了诗的审美特质.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新诗再次发生激变,又出现了以“朦胧诗”为否定目标的“朦胧后现象”(又叫“新生代诗”、“第三代诗”、“后崛起”等).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安徽的《诗歌报》联合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就是这股诗潮的第一次     

魏晋六朝时期“神”之审美新义

基于魏晋六朝时期社会环境和精神世界的动荡和改变,宗教信仰和思想对以“神”为重要范畴的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以重“神”为核心的人物品藻和艺术品评系统;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形神关系”为主线的审美理论;在民间信仰的背景下,产生了以《搜神记》为代表的神怪小说和文人神话。从这几个方面看,“神”这一概念中的审美自觉性、超越性、个体性、民间性、世俗化等特点日益显著,也进一步影响了魏晋六朝时期社会的审美心理和艺术实践。     

浅谈中国古代诗画乐美学思想之相通

钱穆先生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对物,可谓,科学文化,中国文化则主要在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而诗、画、乐则是艺术文化中的艺术,它们虽然名不相同,又各属艺术中的一类,可是它们却相通于中国文化的精魂。 艺和合于道。这是我国古代衡量艺术的最高价值准则。孔子评价《诗经》曰:“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思无邪”。所以《诗》可以“兴”“观”“群”“怨”,《乐记》在论及乐的社会功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艺术形式的崇尚

魏晋南北朝时代，伴随着人们对“诗缘情”的艺术本体的自觉认识，艺术的形式美逐渐获得独立的价值。魏晋人萌生了把诗歌形式分为内形式与外形式的思想。审美情感在“形似”中寻找内形式，语言声律构成文学艺术的外形式。他们对艺术形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外形式上，总结出比较完备的声律理论。但由于脱离缘情本体，又导致了声律对情感的桎梏与悖离。     

中国古代诗人的诗酒情缘论纲

中国是酒的故乡,更是诗的国度,酒与诗都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岁月的流逝中,酒与诗不断交织融汇,相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中国文学史由此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诗酒文化,诗人与酒的复杂而深厚的情缘,诗与酒的完美结合,吟酒诗独特的艺术特色都是这种诗酒文化的集中体现。 (一)酒与诗人的生活 历代中国大诗人与酒似乎有一种不解之缘,汉代曹操“对酒当歌”(《短歌行》“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嵇康、阮籍在沉醉中留下万言大作,唐代李白更是诗百篇皆因斗酒之功,被称为酒仙兼诗仙,张旭是“三杯草圣传”,戴叔伦则是“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诗”,到宋代,显贵晏殊也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甚至女流之辈李清照也“浓睡不消残酒”(《如梦令》“险韵诗     

谈上博简《诗论》第17简与《扬之水》篇的几个问题

《诗经》有三篇《扬之水》,分别属于《王风》、《郑风》和《唐风》。上博简《诗论》提到的《汤(扬)之水》究属何篇,是一个比较费解的问题。从诗旨上看,简文所指者当属《郑风》。由诸篇《扬之水》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深入地认识《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兴”与“比”的区别问题。     

逻辑推理趣谈

九、连类取比求因果——穆勒法(上)笔者曾以《管锥之连类取比》为题,论及钱钟书先生学术著作的一大论证思维的特色,其分析的例证有心理的“失忆”,艺术技巧的“通感”,形状的符号“圆”和一个诗学共通命题“诗可以怨”。钱先生征引的诸多例证,元不以管锥为聚焦,连其同类而又取其比较。(见《金筑大学》97年4期)这连类取比的论证特色,从逻辑思路及逻辑方法审视,便是西方逻辑学家穆勒的求因果的方法。     

庄重质朴 灵活巧妙——浅论杜甫陇右诗的用典

用典是中国诗歌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艺术手法,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文心雕龙·事类》)明代诗评家胡应麟说:“诗自模景、述情外,则有用事而已.”(《诗薮》)对于用事,他又说:“欲观人笔力材诣,全在阿堵中.”“读书破万卷”的杜甫,学识博洽,才华横溢,使事用典常信手拈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思之道路,自行不息"--海德格尔之诗《道路》发微

本文通过解读海德格尔《道路》一诗,探索出其深邃的诗意运思之内蕴:世界是“大道”的流化与漫衍和终有一死者的人涵咏于“大道”中的原始素朴之缘域。在科技理性主义膨胀的时代,需要呼唤天地神人圆舞的复归。     

戴望舒《雨巷》赏析

阐释戴望舒《雨巷》的诗意,指出《雨巷》是诗人心灵寂寞痛苦的歌唱,同时有着那个窒闷、残酷时代的曲折投影。艺术上,《雨巷》既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影响,又借鉴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精华。     

《三国演义》中诗词的题材、体裁艺术衍论

《三国演义》全部一百二十回小说文本中,随故事情节发展,相继出现二百余首诗词作品,其题材类型多样,各类体裁形式纷呈,并大量引用前代文人咏三国时代人物之诗作入小说。这些诗词作品已经成为《三国演义》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以小说存诗"的版本价值和"以诗词论史"的艺术价值。     

历史的相似与不同——试论《虹》中的梅与《家》中的琴的时代性

茅盾、巴金同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创作的许多方面尽管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一位是那样冷(冷静),一位是那样热(热情);一位是那样充满理智,一位是那样包含激情等等,有趣的是,他们在审美旨趣上的鲜明对立和反向追求,都结下了令人瞩目的艺术硕果.茅盾和巴金是各自凭借着自己在理智和情感方面的优势强化了艺术的某种性能和特征.与此同时,在创作之初、在创作内容上,他们却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在1927年,这两位文学家几乎同时开始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生涯,他们自觉地吸吮着“五四”时代的精神乳汁,并且力图使自己作品的人物形象散发出浓烈的时代气息.当《小说月报》先后连载了他们的小说作品时,茅盾、巴金这两位小说家的名字便升腾于中国文坛.之后,他们各自以《虹》和《家》这两部反映“五四”时代妇女命运的长篇小说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坛的突出地位.于是,两个时代女性——梅(茅盾     

魏晋女性意识的迁变：论《子夜歌》

《子夜歌》是吴歌中非常著名的一首组诗。全诗以女性为抒情主体,以“内心独白”的体式,将相爱—情变—离弃的爱情悲剧过程隐蔽交织其中,完整而婉曲地展示了女主人公爱情的心路历程,把女性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怀,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所展现出的主宰自我命运的女性主体意识,虽原生于魏晋文人的女性意识,又超越了魏晋文人的女性意识,而带有女性思想解放的思想特质;其质实与空灵相生的抒情,质直与婉约并存的语言,质朴与婉曲交织的风格,成为南朝民歌的艺术典范,从而对此后的南朝民歌以及宫体诗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手记”散文的文学意义

近几年来，散文创作中出现了“手记”散文这一文体形式，几位名不见经传的散文爱好者，以对生活的挚爱，对散文艺术的挚爱，对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的关注，写出了一批富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手记”散文，其中王云奎的《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美文》2001年9期)、《我的2002年》(《美文》2003年11期)、马银录《向农民道歉——一个组织部长手记》(《美文》2003年1期)，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唐诗略论

一、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是独特的。在文学界,有一种通常的说法:“诗是最早最高的文学。”西方有人把诗比为“文学各类中的皇后。”中国现代诗人艾青也把诗比喻为“文化母亲众多儿女中的一个骄子。”他还很赞赏朱光潜先生的话:“文学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诗。”中国古代的孔夫子对诗曾有过很高的评述。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鲁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蔡邕与东汉诗序体考论

诗序体是悄然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一种新型诗歌体式。诗序体的产生,虽然是受了“赋序合一”等的影响所致,但与蔡邕对其之艺术实践大相关联,因为蔡邕集中的《樊惠渠歌并序》一诗,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诗序体。此外,蔡邕善于从事“文序合一”之创作的举措,也为诗序体的问世提供了坚实之基础。由于诗序体开创了诗歌审美的新格局,所以魏晋六朝的诗人们均特别喜爱这一新型的诗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陶渊明。而此,所体现的则是蔡邕对文学史之重要贡献。     

初论《金瓶梅》艺术手法

《金瓶梅》的作者自觉地使用了不同于金圣叹所言的“犯笔”,有别于其它中国古代小说的“灰线式三X体”,以及自己独创的“对子人物”等艺术手法。这些艺术手法,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贡献是独特的,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也是“兰陵笑笑生”独创“金瓶梅”的一个特殊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