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新闻成为区域新闻主流

近年来,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媒体间的竞争加剧,和群众对知情权与话语权的渴求,被人称为“中国电视新闻第三次革命”的电视民生新闻应运而生。这一匹被视为电视界冲出的“黑马”在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的同时,内容和形式上更贴近民众,更为民众所接受,从而成为提高收视率、增加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     

舆论监督的升位——《"一把手"上电视》的传播意义

兰州电视台的《“一把手”上电视》于2005年6月开办。这一栏目由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倡导．兰州电视台组织制作队伍承办的《“一把手”上电视》在当地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地方行政管理的廉洁高效，推进民众的参政议政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这档节目也使媒体惯常的舆论监督发生了变化．舆论监督由民众的诉求上升为政治交流平台的搭建，上升为协商对话的机制．使传统意义上的舆论监督得到了升位。[第一段]     

浅谈凤凰卫视新闻节目的人文关怀

凤凰卫视播出的新闻节目 ,体现了较为浓烈的“人文关怀”意味。这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展示出来。1 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这个视角同时也是“平民视角”。即能使民众的意见浮出水面 ,相当程度开启了民智 ,采纳了民声 ,催生了民权。对媒体而言 ,这个民权就是知情权、话语权 ,它意味着媒介面前人人平等 ,打破了信息的闭锁和垄断。传者———受众双方能形成良好的互动传播效果。 1997年凤凰卫视赢得广泛赞誉的两个报道 ,“江泽民总书记访美”和“97回归的世纪报道——— 6 0小时播不停” ,就是很好的例子。“江总书记访美”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中国…     

从大型体育赛事中探析“持权转播”的价值与意义——以陕西广播电视台、山西广播电视台报道第十四届全运会为例

全运会的主转播机构首次授权省级电视媒体持权转播商,允许它们参与转播报道,这让赛事信息有了更广更深的宣传渠道。从“中央厨房”到“地方风味”,“持权转播”不仅扩大了融媒矩阵,还拓展了自身传播范围,在赋予平台新的价值同时,也收获了更多的用户。     

新闻舆论监督现状与媒体自律

新闻媒体具有监督权、报道权,可以代表民众行使知情权、言论权,所以,它在关注焦点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部分媒体时常僭越法律准绳和道德底线对自身监督权力"寻租"现象的接连产生,在社会上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动摇到了民众对"无冕之王"公信力的尊重与认可,逐渐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媒体监督的重新审视。     

网络环境下我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以网络词语“给力”的产生及应用为例

随着传播技术的革新和发展,网络媒体日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传播工具与传播平台,推动民众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与此同时,在网民的参与下,各种网络新词语在网络环境中不断产生和传播,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媒体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媒体技术对民众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本文结合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塔德提出的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等理论观点,从网络词语“给力”的产生及应用出发,浅析网络环境下我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     

政府如何鼓励民众讲真话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讲真话,道实情,是人的基本品格和正常反映,但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政府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评论权,设置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的奖励机制,建立一种良好政治生态的舆论环境和...     

风险社会背景下台湾报纸对环境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以《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对六轻大火事件的报道为例

一年内台塑六轻炼油厂相继发生七次大火事故,引发台湾当局、地方政府、当地民众以及社会各界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本文通过对台湾三大报纸的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台湾报纸并没有充分发挥危机报道中媒介应有的预警功能、协调功能和教育功能,而是始终将焦点集中在“政治议题”与“冲突议题”上,这给风险社会背景下危机的有效解决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但同时因其相对开放的言论环境,台湾报纸又具备了促进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潜力.     

呈现论广告传播失范的应对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稳定持续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媒体的不断丰富和壮大,广告在信息传播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但广告在满足民众信息需求和娱乐享受的同时,也出现了传播失范的现象。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广告传播失范的影响深远,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后果与人际传播背景下不可同日而语。     

网络新闻评论的“社会想象”空间

互联网的普及构建了新的公共空间。这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有所不同。本文从查尔斯·泰勒的“社会想象”空间出发．分析现阶段民众表达意见最方便、快捷的方式——网络新闻评论中所体现出的“元主题性”公共舆论．同时也充分考量这一新媒体所带来的弊端。     

灾难新闻·知情权与舆论监督

知情权（又作知晓权、了解权、获知权等）的概念是二次大战后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最初它是作为保护与扩大新闻自由的一个原则依据而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知情权最基本的内容是民众应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其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为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必须首先保障记者采访、传递新闻的自由,以及媒介出版、发表的自由。保障民众知情权是“公民行使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基本前提”,是“现代国家民主宪政的基础要素”和“防止出现恶劣政府的必要条件”①,是西方新闻界与法律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我国对知情权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界定,但是在…     

道德审判止于公民隐私权之始——以“人肉搜索”为例浅析网络环境的法律治理

＂人肉搜索＂的肆虐发展引发了民众言论自由权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概念出发,探寻两种权利的平衡点,指出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应止步于个人隐私开始之处。同时指出法律应加强对网民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行为的规制,明确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追诉方式,加大其违规行为的风险成本,以期净化网络环境,促使＂人肉搜索＂善意初衷的回归。     

论广告传播失范的应对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稳定持续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媒体的不断丰富和壮大,广告在信息传播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但广告在满足民众信息需求和娱乐享受的同时,也出现了传播失范的现象.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广告传播失范的影响深远,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后果与人际传播背景下不可同日而语.     

信息网络传播权摆脱迷茫

“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名称无论从“信息的网络传播权”还是“信息网络的传播权”，两种理解都存在指代不明、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从定义上看也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以传播权的这一上位概念代替了网络传播权这一下位概念，二是未能概括出网络传播的本质特征。这些都还有待于国务院即将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做出规范。     

江苏广电“幸福”定位的社会意义

“幸福”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GDP持续稳定的增长而越来越引发人们关注的一个主题。不仅社会学界和心理学界诸多学者开始研究幸福,探讨“幸福”内涵、制定“幸福指数”、发布城乡“幸福指数”,在沿海发达地区,许多党政领导和地方政府也开始关注幸福,呼吁在GDP增长的同时,能够增加或提高本地区民众的幸福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你把台湾交给谁

一个四年过去。又是一个四年过去。3月22日,台湾民众用手：中的选票,解决了困扰他们8年的难题。结局没有太多的意外,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和萧万长获胜。765．87万张得票,220万张的胜出票数,陈水扁和民进党处心积虑力推的“入联公投“失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李唯一发表谈话称,这再次说明“台独“分裂势力搞”台独”是不得人心的。本文中台湾民众吴先生的父亲说,“阿扁把我骗了,也骗了所有的台湾人”。陈水扁执政8年,以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裹挟台湾民众。经济停滞不前。族群对立,利益集团贪腐。两岸关系倒退,普通百姓也有切肤之感。这一次,他们用手中的选——给了陈水扁及其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一个“公投”     

从《万家灯火》栏目看电视新闻节目的人文关怀

随着社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作为民众传媒主导力量之一的电视新闻,其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核心更加趋向于“人文关怀”情结。这种情结的根本就是在新闻节目中,最大限度地瞄准民众关注的焦点,尽可能多地把客观事实展现给社会,在尊重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关注新闻当事人的生存价值和状态,维护其应有的人格尊严。哈尔滨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万家灯火》栏目,从2003年11月开播以来,一直在“人文关怀”理念的推动下不断地探索着,在兼顾新闻节目的政治功能和经济效应的同时,努力做到具有本土化特色,充满“人文关怀”意味。     

算法安全:伪舆论的隐形机制与风险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公意”和“众意”在大数据的海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算法的指引和侵扰。网络平台通过可见性的控制和智能适配的技术逻辑影响舆论的自然生成,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算法以其隐蔽的技术手段将社会表达的“公意”舆论操纵为一种满足特定需求的“众意”的“伪舆论”。这种伪舆论容易钳制舆论主体的理性表达,挑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权,撕裂民众的社会共识,冲击社会治理的基座。对算法“伪舆论”的治理既是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国家算法安全、防范算法滥用带来意识形态风险的必要工作。     

请从多角度想想社会效应

近年来有些报刊提出要尊重孩子的“隐私权”问题,批评中小学生家长暗自拆阅子女的信件、日记的行为。这对一些不善于对待孩子的“隐秘世界”因而产生亲子矛盾、导致不良家教效果的家长,是很必要的。但是由于文章往往片面强调了“权”,同时也助长了某些少年子女,把家长...     

“八一三”战后的虹桥

1937年11月初,随着中国军队撤出沪西地区,日军跨过苏州河,占领了曾是激烈战场的西郊虹桥一带,为防止抗日游击队活动,占领当局将该地区层层封锁起来,禁止民众出入。迨至次年初春,随着战局渐趋稳定,经权衡利弊后,日军向中外人士重新“开放”这一地区,居民们重返家园时,也将“八一三”之战的恐怖阴影带回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