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的女权主义运动

对民国时期徽州女性在婚姻自主、女子教育和参政议政三个方面的状况进行梳理,综合剖析国民政府的政策、女权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等因素,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的女权主义运动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论民国时期高校导师制的施行

民国初期,为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对学生的学业与生活指导,陆续有部分高等院校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尝试引入导师制,并取得一定成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为推行训育,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思想控制,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与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导师制相结合,建立起国民党统制的高校导师制体系.随着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的相继颁行,导师制开始在全国高校统一实施.国民党统制下的高校导师制,虽然名义上是为矫正教育弊端,但实质却是其掌控高等教育、束缚思想的特殊手段,因而实施未己便遭到广大进步师生的抵制,最终归于失败.     

论民国时期的旧书买卖

目前学界缺乏针对民国时期旧书买卖的专题研究。民国时期的旧书买卖呈现出书种丰富和价格低廉、多变且不统一的两大特点。书店主人博学横通,其商业化经营和家庭化特色,成为民国时期旧书买卖的一道风景线。     

论民国时期教育翻译的特点

我国的教育翻译兴起于明清之际，清末出现高潮，至民国，教育翻译出现新的发展变化：教育翻译对象国呈现阶段性特征，教育翻译内容趋向理论化，译介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教育翻译队伍不断壮大。在此过程中，教育翻译理论也得到了新发展。     

论民国时期大学精神的内涵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制度终于经过清末的萌芽发展而逐步确立。民国时期的大学精神主要包含自由、独立、民主及社会关怀四个方面。考察民国时期的大学精神对当前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民国时期的旧书交易

目前学界缺乏针对民国时期旧书交易的专题研究。民国时期的旧书交易市场非常繁盛,其旧书的来源也非常广泛,如来源于私人藏书、学生、破落大家或＂搜旧人＂等等。但是民国时期的旧书交易受到日本人、政府、战争等多方面的影响,使旧书市场经营跌宕起伏。日本人对旧书的搜罗和洋纸的倾销使旧书市场一度活跃,政府的干预规范了旧书买卖的秩序和保护了文化,而战争使旧书市场极度萧条,对旧书及其文化也是极大的摧残。     

论民国时期甘肃地区民变

民国时期,甘肃政局动荡,民变迭起,其中以抗苛税、抗铲烟苗、抗暴以及饥民暴动为甚。频繁的民变使甘肃当局统治Et益濒危,而民变多表现为散乱、无组织、无长远斗争目标,因之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民变给统治者以极大震撼,迫使其调整统治方式,民变对甘肃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民国时期民办高等学校的教育捐赠

辛亥革命以来,民国时期的公立教育一直饱受着冲击和摧残。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涌动,民族工商业企业的自由发展为国人投资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的私人兴学办校达到高潮。来自社会各界的教育捐赠俨然成为民国时期民办高校兴旺发展的重要经费支柱。在民办高等学校教育捐赠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教育捐赠形式及其所获效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从而对当今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论民国时期的公民概念及其公民教育

从臣民到公民,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关于"公民"观念的进步。辛亥革命推出了"天下为公"的理念,"臣民"的概念由此退出民国法律体系。如何培养公民?教育家开出了一剂良药——公民教育,这显然属于社会教育的高端走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虽然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宪法文本意义上的概念转换,但公民教育依然薄弱,公民观念并未能深入人心,也未能铲除国民的奴隶根性,更未形成公民文化传统,公民教育任重道远。     

民国时期特种考试的运作及其特点

特种考试,是中国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中任命人员考试的一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创造。自1933年至1949年,是特种考试的建制和发展时期。特种考试的应考资格比较特殊,有高于高等考试的,有和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相当的,有低于普通考试的,有介于两者之间者。特种考试程序和方法比较特殊,有按照抗战时期的初试+训练+再试模式的,有按照抗战以前的考试及格后即行分发任用的,有分为三试的,也有分为二试、一试的。特种考试的举办形式也比较特殊,有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直接办理的,有专门组织考试委员会办理的,有委托各用人机关办理的。特种考试的种类和录取的人数最多,是同一时期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录取人数的35倍和23倍。     

论民国通俗讲演所的运行准则

作为官方设立的正规社会教育机构,民国通俗讲演所的人事设置虽十分简单,但却有着极其缜密严谨的运行准则,在人事选拔、人事培养、讲材编订、讲演程序及讲演技巧等诸方面均有章可循,这保证了其运行的较高质量。     

民国时期的南海

民国时期,中国在南海的岛屿海域主权、经济权益和国际法地位,受到法、日帝国主义列强的挑战和侵犯,且愈演愈烈,部分岛屿一度曾被吞并。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统辖,大体可分为三期一续。即：一、承续前清朝（1911—1939年）;二、日踞期（1939—1945年）;三、国府收复期（1945—1950年）;四、台湾当局恢复余续（1950年至今）。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海岛、海洋、海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从政治、经济、军事理论与实践上全面开创新思维。     

民国初期的职业指导

民国初期，受西方职业指导运动的影响和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作用,一大批爱国教育家和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倡导了职业指导，旨在沟通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解决数以万计的学生毕业后的生计问题。这期间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代表的一些进步组织对职业指导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的中国泉币学社

1940年5月中国泉币学社在经过古泉学社、中国古泉学会中途停顿后终于成立。中国泉币学社通过出版刊物、召开研究会、举行例会、开办寿泉会、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途径,致力于钱币真伪的鉴定及收藏、钱币知识传播及学术研究,成绩斐然。中国泉币学社为保存中国文化遗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的新疆丝织业

新疆有着悠久的养蚕织绸历史,但丝织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发展缓慢。直至清末,左宗棠和赵贵华大力倡导农民栽桑养蚕,养蚕织绸风气遂大开,丝织业成为南疆一大利源。民国时期,杨增新提倡振兴实业,盛世才实施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国民政府后派蚕丝专家赵鸿基来疆发展蚕业,这都有力地促进了新疆丝织业的蓬勃发展,这段时期新疆丝织业发生了质的飞跃,蚕桑丝绸进入到现代化科学养织。     

《妇女杂志》视阈下的民国女学生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暴风骤雨并没有改变男权社会的实质。传统的“贤妻良母”观念依然支配着民初社会的女性观。社会之所以提倡女性接受新式教育,较小程度上出于对女性的解放与尊重,而较大程度上是出于家庭妇女要承担对子女进行教育的责任的需要。《妇女杂志》表达的女学生观充分展现了这一社会文化观念。尽管如此,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仍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促进了近代中国男女两性关系的平等化。     

论民国妓捐

民国时期,各地妓捐的征收与管理略有不同,北京、南京、武汉等部分大中城市有详细、规范的章程可循,并逐渐完善;而其它地区多以简陋条例管理。社会各界对妓捐的征收多有非议,持反对态度,要求禁娼废捐。政府及地方当局在不同时期均采取了有关管理措施,但由于国情限制、时局纷乱、政府管理不力等原因,禁娼与废捐难以实现。就时代发展来看,妓捐随着娼业的衰落逐渐走向消失。     

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中国样貌

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成为相对稳定的知识"栖身"于工具书、教育史教科书中。"研究"性质的文章,则多是在与福禄贝尔、杜威、迪尔泰等人的比较中,呈现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相关观点。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尚仲衣据英文版翻译的《普通教育学》,但此举并没有将赫尔巴特相关研究引向深入。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译介来源更加多元,但并不注重赫尔巴特或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著作。虽然"赫尔巴特"之名在教科书、期刊中出现频率愈高,模样却依然是一幅"简笔画",不过是"科学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教育学"则是"目的—方法"框架的反复与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