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在发展中日友好和推动两国关系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次上同时发展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同时,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日本对华友好人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中,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贡献尤为突出。池田大作创办创价大学,成立公明党,关键时刻发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途径。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廖承志、池田大作依然为中日友好事业奋斗不息。     

日本民间团体的历史断想

日本民间团体大多成立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部分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其会员或因历史上的军事冲突,或因和平时期的文化交流而结缘于中国。通过对日本民间团体之一“大连会”成立背景的历史考察,客观思考承载“满铁”历史的“大连会”,如何以积极的行为超越历史的重负。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大连会”的许多成员以团体或个人形式在大连地区的教育界、经济领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援助活动,为沟通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好贡献了力量。     

日本成人教育考察散记(二)——访日中经济贸易中心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访问日本,考察日本企业教育,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们访问日本的接待单位是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原名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从50年代起,关西本部就冲破重重阻力与中国开始了贸易往来,我们这次出访日本的担保人,日中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几十年时间里为中日经济交流不停地奔忙。现在仍置身于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的位置上。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更加密切中日经济贸易往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本     

献给青年朋友们

(日本)池田大作(1928- ) 出生于日本东京。20世纪40年代,追随日本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牧口常三郎、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1960年当选第三任会长。1968年9月8日,池田大作为督促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发表了著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他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池田大作在为世界和平奋斗的人生历程中,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论文随笔,著作等身,1981年荣获世界艺术文化学会授予的“桂冠诗人”称号;2002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的第四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     

论日本经济界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原因，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多注重于政治因素与国际环境。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经济因素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了。正是日本经济界、企业家对中国市场的期望和访华热情及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强烈愿望，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恢复中日关系的政治行动。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乃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动力之一。     

日本民间力量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探析

20世纪550年代针对中日官方外交难以启动的情况,中国政府基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从民间外交入手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对于这段历史过去多从中国的角度研究,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日本民间力量对两国邦交正常化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探析,以期再次唤起人们对民间交流的关注,进一步拓宽两国民间团体和个人的交流与合作。     

大平正芳与日中邦交正常化

大平正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坛著名政治家 ,他在担任日本自民党和政府的一系列重要职务期间 ,对日中关系曾发表过自己的认识和主张。根据这些认识 ,他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过程中 ,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田中角荣与日中邦交正常化

三十年前，在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在中日之间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中，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起了重要的作用。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田中首相审时度势，在日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下，所做出的正确决策。为加速推进和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维持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田中首相做出了巨大努力。     

浅议对日索赔问题

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追随美国,抗战结束后对日索赔从积极索赔到最终放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但国民赔偿并未放弃。中国必须提高综合实力,日本必须认识战争责任问题。     

中共中央放弃日本国战争赔偿的背景与意义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其实,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免除日本战争赔偿的初步安排,不久又作出正式决定。这是一项联苏、反美、争取日本、打破美国对华封锁的重要外交决策,是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价值观和正义的道德理念的必然产物。正式向日本提出放弃战争赔偿是在即将恢复双方邦交之际。这在当时具有遏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包围,促使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构建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体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