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名言研究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国革命道德》丛书的内容,本刊上一期刊发了丛书的总序和《理论卷》的序言。本期续发龚书铎、耿向东同志撰写的《名言卷》的序言和陈占安同志撰写的《德行卷》的序言     

论“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

编者按：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国革命道德》丛书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央各大新闻单位及有关教育报刊已较为详细地报道了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情况,我刊也于1999年第12期详细报道了丛书的出版座谈会并刊出了彭珮云等领导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套丛书的具体内容和要点,本刊从这一期起,将陆续刊登丛书的总序及各分卷的卷序。这些序言既是对丛书的介绍,也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五四”以来中国革命道德的有分量的论文。这期刊发的是罗国杰同志撰写的丛书的总序和夏伟东同志撰写的“理论卷”的卷序。...     

“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理论概论

《中国革命道德·理论卷》(以下简称《理论卷》)，作为《中国革命道德》丛书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划定了明确而独特的分工范围。本卷系统收集和分类编排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国现代人民民主革...     

“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规范研究

编者按:由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革命道德》丛书的“总序”、“理论卷序言”、“名言卷序言”、“德行卷序言”,已分别在本刊今年第一、二期登载.本刊这期再续登“规范卷序言”和“教育修养卷序言”,以飨读者.……     

“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教育修养研究

社会成员认同并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与要求,是维系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的保证,也是社会成员实现其美好生活的保障.为此,社会对其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提出要求并促进它们的提升,社会成员也相应地依据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来塑造其……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雅俗研究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雅俗研究尽管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雅俗的区分仍然显得混乱。传统雅俗研究中的困惑与矛盾，根源于单一的思维方式与理论指导。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往往将雅俗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容易忽视二者之间互相转化的运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当作一种生产、一种动态的活动，能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从生产（艺术创作）——消费（艺术接受）的动态循环过程来对雅俗问题进行研究。在新的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为主、其他理论为补充的多角度综合研究，将成为中国文学雅俗研究的新趋势。     

胡适与五四道德革命

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特定产物。它和“文学革命”一起,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虽高扬“文学革命”(如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却从未直接提过“道德革命”的口号。尽管胡适确曾尖锐地批判过封建礼教和宗法伦理,提倡国民人格的变革和人生观的更新,对抗新保守主义(梁漱溟、张君励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复归论”,但反对将“道德革命”和“社会根本改造”相联系,力图将“道德革命”纳入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思想轨道,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说明,面临五四时期新旧道德的激烈冲突,胡适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心态和思想倾向,从一重要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追求,值得我们作些剖析和反省。     

谈“五四”以来的中国歌曲

1919年,中国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在国内,它不仅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这场深刻的革命运动,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广泛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孕育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积极开展“五四”以来中国史的研究

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论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时提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和党的历史的教育。这个任务的提出,不能不使我们史学工作者增添了对自己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因而在贯彻十二大精神的过程中,认真讨论一下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史和党史研究的意义,分析研究工作的现状,并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这里仅就“五四”以来中国史的研究工作谈一点个人的意见,以供大家参考。     

陈独秀论五四道德革命的必要性

五四道德革命是进步思想界对现实政治深层次思考的选择。宗旨是改善国民的行为,通过人的革新,实现社会改造。     

“五四”以来中国皖籍翻译家管窥

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手,对从“五四”至今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皖籍翻译家进行整体性考察,并就其中主要代表人物翻译的作品、译作的影响力和意义等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     

“五四”变革精神与中国革命理论

似乎是一种巧合,在２０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将迎来两个重大的纪念日,一个是五四运动８０周年,一个是象征中国革命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这两个事件都是本世纪最具光彩的亮点,而且,当我们以后人的眼光回顾这段历史时,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着很强的...     

“五四”以来十四行诗的轨迹

一 “五四”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诗坛带来了继往开来的变化。它打破了旧的传统诗歌形式,挣脱文言的束缚,创作出现白话诗,“体现了借着外来的启悟而与旧影响的疏离。”西方的十四行诗便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传入我国。第一个把西方十四行诗介绍到我国的诗人闻一多先生曾译过多首十四行诗,叫“商籁体”,并用汉语试作了十四行诗。他早在1921年5月写的《爱的风波》,就是他的十四行诗的处女作。这首诗后来收入《红烛》时改为《风波》,诗的形式比较整齐,每行大致都是十个单音字,四或五个音步,但内在节奏还不够明朗上口。然而它确实起了先河的作用。他自己说:“我作《爱的风波》,在想也用这种体式,但我的试验是个失败。恐怕一半因为我的力量不够,一半因为我诗里的意思较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五四文学革命”

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评述“五四文学革命”时,表现出了四种不同的路向,而在描述“五四文学革命”与此后文学之关系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把文学史描述成一段完美的“情节剧”,而忽视了内部的瓦解性力量。     

论“五四”语言革命的意义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语言革命。这场语言革命的先驱人物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不仅批判旧文化,而且呼唤新文化,创立了一代新的语言符号系统。语言不仅仅是思维与交流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就是本体,就是基本范式,它是人类一切交流工具的元命题,是人的生存本体所拥有的基本范式之一。语言革命的结果,不仅创造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文学,同时通过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宣传,将“人”从君权、神权和旧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语言革命,不仅当时受到保守派的非议和攻击,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曾两度出现过对“五四”语言革命的背反和否定。     

病重的中国——“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体”隐喻

中国思想似乎从来没有发展出对于身体的纯粹的科学主义的兴趣,中国人对身体从来就是用文化的态度、政治的态度来审视的。这个思路在五四思想者那里也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人的身体疾病不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中国人的身体疾病不可能通过医学来铲除,而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来铲除。“头发”对于五四思想者来说是身体政治的一个标记物;“人性论”在他们看来是身体政治概念;“病重的中国”,是政治隐喻,也是文化诊断。     

论“五四”以来中国散文观念的形成与嬗变

散文观念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对散文的性质、艺术特征的趋同性认识。其核心是人们的散文审美观和人们对散文功能的理解。散文作品是一定散文观念的产物。散文观念的嬗变决定性地影响着我国现当代各时期的散文创作。本文拟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文学性散文）观念的形成与膻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简要归纳，力图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的脉络，检讨中国现当代散文观念和散文理论的得失，并进而阐述自己对散文的本质、审美功能和艺术特征的认识。     

试析陈独秀在五四时期道德革命中的作用

陈独秀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对中国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毁灭性攻击。他通过对封建旧礼教、旧伦理道德的批判，阐明道德革命的必要性；通过对新道德的张扬，提出了构筑新道德的根本途径及其基本轮廓。陈独秀关于道德革命的思想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打破了定孔学于一尊的思想，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热情。     

五四时期陈独秀“革命”思维辨析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革命启蒙呈现出的是一种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精神态度。其倡导的文学革命就是这一思维方式在文学领域的运用,而不是用其参与其他革命。然而,这种把理性原则当作救路的科学革命运动,并没有使作为个体存在的陈独秀在彻底反传统的勇气中品尝到克服民族危机的喜悦,在其自信的启蒙言说的背后,伴随着的始终是无法摆脱的重重矛盾。由此,其革命思维中相伴相随的神学沉思反而显示出深长的意味,这使其与历代革命者不能不有着精神情怀上的巨大差异。     

简述"五四"以来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

本文对“五四”以来的通俗小说研究作了概括的研究。分三个历史阶段，介绍通俗小说研究的主要成就及代表著作。除了评述小说文献的整理成果，还力图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得失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