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的原名及其两篇旧作

本文根据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档案,首次披露了常书鸿先生的原名为常廷芳,循此线索,查到并过录刊布了常先生早年发表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刊》的一文一诗,提出作为研究常书鸿先生青年时期思想的重要资料,与他后来毅然回国从事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密切相关。     

《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出版

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下),于2006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论文集共收有会议文章79篇,其中关于“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文章有樊锦诗《纪念常书鸿先生》、王伯敏《敦煌守护神赞》、李承仙《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等22篇;     

敦煌学家李承仙病逝

画家、敦煌艺术研究资深学者、我国著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常书鸿先生遗孀李承仙 ,2 0 0 3年 8月 2 8日病逝于北京 ,享年 79岁。李承仙 1 946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奔赴甘肃敦煌莫高窟 ,从事洞窟壁画的临摹工作 ,与常书鸿先生珠联璧合 ,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半个多世纪 ,他们临摹的敦煌壁画及个人作品蜚声海内外。李先生生前为国家文物局研究员 ,为发掘、研究敦煌艺术奉献出了毕生精力。敦煌学家李承仙病逝     

常书鸿先生与敦煌石窟考古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常书鸿先生通过多方努力,争取了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的支持,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建立起考古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石窟考石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     

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 ——读孙儒先生口述《菩提树下》

孙儒先生的口述史《菩提树下》,既是70年来孙先生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真实记录,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敦煌研究院70年学术发展的丰富内容.如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8年由国家文物局管理变更为甘肃省管理、60年代初常书鸿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兼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等,都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珍贵史料.50年代初炳灵寺石窟的考察、60年代前期莫高窟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和敦煌壁画颜料问题的探索、80年代初中央经费的下拨等,孙先生都是亲身经历者或者就是当事人.他的口述提供了许多敦煌研究院院史和当代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信息,值得重视.     

敦煌艺术研究所制定的石窟研究和临摹壁画及摄影管理办法

1943年春,以常书鸿先生领导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式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管理和壁画临摹等工作。常先生先后主持制定并实施了多项保护、管理石窟及其壁画等文物的规约,包括《申请研究千佛洞古迹准许证暂行办法》《洞窟壁画临摹暂行规约》《外来研究人员临摹壁画管理办法》《管理石室壁画塑像及其他古迹摄制照片及电影暂行办法》,在当时及以后的壁画临摹和考察活动中对石窟文物的保护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记常书鸿先生重访日本--座谈会《谈谈敦煌的魅力》(《世界》1980年1月号)的回顾

1979年常书鸿先生重访日本,在与日本朋友的座谈会上,谈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特别是谈到飞天与日本法隆寺飞天的比较以及与欧洲艺术中天使形象的比较,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常书鸿先生早年艺术思想探微

本文根据常书鸿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艺术评论文章,分析了早年的常书鸿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看法及对敦煌石窟的深刻认识.     

甘肃油画起始初探

在常书鸿、吕斯百先生到达甘肃之前，甘肃的油画创作和教学几乎是个空白。常、吕二位先生以其艺术活动成为甘肃油画创作和教育的开拓者，功不可没；同时，作为最早、最有影响的用油画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黄土高原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的中国著名画家，其油画创作的美学特征，对后来甘肃的油画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     

父亲教我做敦煌的女儿--访著名美术家常水娜

北京.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记者叩开了著名美术家、原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女士的家门.我们知道,她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学者常书鸿的女儿.在她少年时,就和父亲来到敦煌,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在那段时间里,她目睹了父亲和许许多多我国最优秀的学者为敦煌的研究与保护所付出的美好年华,聪明才智和生命.可以说,没有这些科学家,敦煌能够有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们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所付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