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与诗：元代游历诗学初探——兼论“江山之助”诗学命题的文化内涵及当代启示

元代文人游历之风盛行,形成了具有鲜明元代特色的游历诗学。元代游历诗学强调游历对拓展诗歌题材和提高诗歌水平的重要影响,强调地域、空间等因素对诗歌风格形成与南北诗风融合的重要作用,凸显了“诗可以观”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对“江山之助”诗学命题的丰富和发展。放在中国诗学发展的历程中来看,元代游历诗学观既有继承性,也呈现出变异性。梳理这种继承性与变异性的关系,对于认识古代诗歌发展与诗学变迁,观照当代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具有启发意义。     

王国维“境界说”与中西美学的会通

王国维诗学思想集中体现为“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其显著特点是具有二元论倾向 ,以西方近代先验美学为思想基础 ,结合中国古代诗学传统 ,是融合中西两大美学源流的产物 ,在这种融合中同时包含着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异。王国维的成功在于寻找到了这两种思潮的内在契合点 ,由此把西方美学引进中国古代诗学领域 ,从而带来了中国古典诗学思想的重大变革     

20年代诗歌的“太阳”情结

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创造了“太阳”意象，表现出一种“太阳”情绪。这种情绪表现为“太阳”意象内涵的独特、丰富，其化渊源乃中国古典学的古典意象、古典哲学的“阴阳”之道及古典诗歌颂日的传统。它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丘逢甲诗学观的成因分析

丘逢甲（1864-1912），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诗人，虽然他不是一位诗论家，但他的诗学观作为其诗作主体精神的底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终生为民忠心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丘逢甲思想的根基，以爱国主义为全部内涵的“传忠义”是其诗学观的理论核心，他的创作也贯穿着这一思想。丘逢甲诗学观的其他方面，均可以说是从这一中心生发而出的，对诗中“存真吾”的要求，对贴近时代的雄直诗风的偏爱，对“诗界唱革命”、“诗世界里先维新”的认定，都从不同的角度响应这一诗论的核心。     

浅谈唐代“意境”说

诗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体系的核心,而意境理论的形成则有一个逐渐积累和演进的过程,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唐代“意境”学说,不仅是对初唐革新理论的深入发展,也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补充,它是唐代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对唐诗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20年代诗歌的“太阳”情结

2 0世纪 2 0年代的诗歌 ,创造了“太阳”意象 ,表现出一种“太阳”情结。这种情结表现为“太阳”意象内涵的独特、丰富 ,其文化渊源乃中国古典文学的古葵意象、古典哲学的“阴阳”之道及古典诗歌颂日的传统。它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诗经》的“怨刺”及其发展

中国的诗学理论中,较为注重诗歌的“怨刺”作用,《诗经》具有开创之功,孔子论诗提出了著名的“诗可以怨”的观点。这一重要思想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论徐志摩诗歌的古典美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留美国欧经历及所处的与传统文化决裂的“五四”时代，使他的诗艺深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但是余志摩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诗歌有着精湛的素养，不管诗人主观上如何，他的诗里仍流淌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基因。他诗中空灵飞动之气是对老庄美学思想的自然传承；他的诗有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和恬谈的意境。所以徐志摩的诗具有清新、婉约、空灵的古典美。     

新诗的“失范”及其与传统诗学联接的可能性

新诗对于中国传统诗歌来说,是一种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在诗学思路上。中国传统诗歌有一种“向后看”、以能模仿古人为能事的倾向,这导致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因袭、模拟之风的盛行,并由此产生了空洞、肤浅、“文胜质”的毛病。“五四文学革命”就正是为了打破当时旧诗坛的这种剿袭之弊。     

传统诗学研究的新开拓——评刘士林《中国诗哲论》

考察和描述中国传统诗学,探求其基本规律的研究方法历来有两种:一是“六经注我”,一是“我注六经”。前者是以历史来验证“我”的理论框架,后者则是运用“我”的理论作参照,去透视和审察古代诗学家的思想风貌和情感世界。《中国诗哲伦》一书(刘士林著,济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无疑更倾向于后者。作者以独特的文化、历史、哲学三者兼容的把握方式,在宏观角度上,提出: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与统一的文化形态相应,必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方式,而古典文化的精神方式就是古典诗学。诚如作者所说“诗学研究仍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作者区别于过去的一般从生产方式角度进行的唯物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从个人的思想、感情、体验和精神结构——即从诗学本体论的角度,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     

深造自得 多有创获——读刘怀荣先生《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

随着始于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古典诗学在借鉴西方诗学理论的文化背景中得以成长壮大,而新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复归则又使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逐渐走上日益关注本民族文化特色之路。在此学术语境中,刘怀荣先生的《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继承了传统诗学研究的成就,并在概念理解、体系设置、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以赋、比、兴所代表的我国古典诗学体系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述,这无疑标志了我国传统诗学研究在当前的新开拓,更为后来者指明了我国诗学乃至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王夫之诗论的现代接受意识

王夫之诗论中的“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说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上作了综合性阐释与创造性发挥。其中对读者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自得”之情的动态考量以及“入”、“出”自由的辩证分析．均蕴含了已具有相当多现代色彩的读者接受意识。这不仅使中国传统诗学在明清时期就已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思想,也使得中国传统诗学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具有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言志"下的古代诗学话语策略

“诗言志”是古典诗学的奠基之石，影响着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话语传统，使得话语构成中的言与意、比与兴、文与质发生某些嬗变，从而形成了以感悟式、隐喻化、多义性、模糊性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话语模式。     

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新奇”观念

传统的观念认为,“新奇”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上的修辞手法和技巧,而不能成为一个系统的诗学范畴。然而,纵观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史,事实并不是如此。在中国古典诗学中蕴含着大量关于“新奇”的思想资料,它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文字上的修辞手法或技巧,而实则已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系统且十分重要的诗学范畴。     

浅谈唐代"意境"说

诗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体系的核心,而意境理论的形成则有一个逐渐积累和演进的过程,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唐代“意境“学说,不仅是对初唐革新理论的深入发展,也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补充,它是唐代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一,对唐诗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典诗学的基本二元项

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充分认识到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关系,尤其强调二者之间互相融合和转化的可能。文/质、刚/柔、虚/实、疏/密、工/拙、情/景、形/神,等等,都是古典诗学中活跃的二元项,并灵活地运用到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之中,形成了中国诗学独特的平衡美学。     

余光中现代诗学品格论

与诗歌创作实践密切结合的余光中现代诗学 ,反对狭隘单一 ,弃绝趋时媚俗 ,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征 ;但又不同于古典诗学、浪漫主义诗学和现代主义诗学 ,并超越“五四”后新诗的多种既定模式 ,主张生命与“庞大而沉重的现实全部”相碰撞 ,在时间中燃烧 ,在“火浴”中蜕变 ,回到古典而又不同于古典 ,从而创建“中国化的现代诗”的诗学体系     

"诗言志"--古典诗学文化溯源之一

以《尧典》为代表的诗学时代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言志”时代。《舜典》之“言志”产生于祭祀过程．“志”指一种宗教文化情感；春秋时期“道志”诸说产生于人与人的社会交际氛围，“志”一般指称人的世俗文化理念。“志”的指向主要在群体，在他者；但这并不是说“志”排斥主体之情，“志”中也包含着浓厚的情感色调。     

"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诗学情景相生论的美学诠释

情景论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研究中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课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诗学则是其集大成。王夫之真正从诗的艺术本体论,从诗学意象和意境的美学高度来论情景,而摈弃前人从诗的格律、句法、章句等角度来论诗歌创作情景问题的传统陋见,从而把情景论提升到中国古代美学和诗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夫之深刻分析了情景相生的各种审美机制,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完备的诗学理论,把情景论推向了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最高峰,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诗学情景论的最终完成。     

郭沫若早期诗歌美学理论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诗歌创作源远流长。这条横亘中国古代社会的艺术长河,色彩斑斓,群星璀璨,蔚然壮观。这是前人的骄傲,却是后人的悲哀。传统诗歌取得的艺术成就,已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奥林匹斯山。艺术创作上的突破,有待于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又非借助于经济关系的变更不可。“五四”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外在条件,新诗人们没有辜负时代,他们奉献出了从题材、思想内容、形式以及审美趣味与传统诗歌迥异的新诗作,开启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用历史的眼光看:“五四”新诗潮仅仅是中国诗歌创作长河中溅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从内在精神而言,她则对是传统诗学美学的叛逆,呈现出与传统文化思潮逆动的轨迹,她在诗学美学上的有益探索,其生命力远远超出任何诗体的形式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