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生态足迹效率的技术进步影响实证分析

借助生态足迹分析法(EFA)的理念,计算了中国1980—2007年的能源生态足迹及其动态效率,并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生产率方法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部分,然后实证分析了这三部分和能源专有技术进步对中国能源生态足迹动态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对能源生态足迹效率的促进上,能源专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最大的,但其基本随时间呈衰减趋势;技术效率一直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直接效果和长期效益较好,但基础性科技进步发挥作用周期的滞后性和稳定性却非常明显;进一步分解可知,纯技术效率的作用一般维持在两期,规模效率一般只在当期发挥作用。     

中国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VEC模型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以其在优化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被学者们称为"第五类能源"。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能源相对价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科技进步四个因素在时序维度上对我国能源效率影响的动态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冲击响应期内,能源相对价格的提升与科技进步对我国能源效率的改进具有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变动则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我国能源效率的提高,且以上四个因素均具有持续性特征。其次,能源相对价格、科技进步、能源结构三个因素较为显著,而产业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加大节能科技投入等方面,探讨了提高我国能源效率的实现途径。     

农业用水效率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农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Malmquist指数法对农业技术进步进行分解科技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尝试去探讨广义技术进步能否促进农业用水效率的提高,并观察各部分技术进步指数对中国(全国平均)和不同农业用水量分区的农业用水效率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技术进步对中国各省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且主要来自科技进步的贡献;2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且我国各省区农业用水效率更多受科技进步影响。对于农业用水量较高省区,农业科技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对该地区农业用水效率影响显著,且作用效果都比较突出;而农业用水量中等地区的用水效率提升更多来自规模效率作用;3技术进步会引起农业水资源利用的"回弹效应",且目前表现为效率性回弹。     

基于LMDI的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IPCC碳排放恒等式,采用LMDI分解法建立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实证分析河北省2005—2014年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次之;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影响力较弱;产业结构抑制了碳排放增长。并提出加强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基于LMDI的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研究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可针对性的为区域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科学依据。首先,本文分年度测算了河北省2005-2014年的碳排放总量;然后,基于LMDI分解法,选取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六个经济指标,构建了河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最后,定量分析了各经济指标对河北省碳排放的作用强度。实证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促进河北省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次之;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河北省碳排放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影响力较弱;产业结构抑制了河北省碳排放增长。在此基础之上,针对性的提出了河北省加强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的相关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面板计量分析

技术进步既包括科技发明等"硬"技术进步,又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软"技术进步。首先利用包含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almqusit指数)将中国各省份技术进步分解为代表"硬"技术进步的科技进步指数和代表"软"技术进步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然后以能源生产率指数表征能源效率,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分四大经济区域研究了技术进步各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能源效率改善贡献率最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率大致相当,而从区域来看,技术进步三大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提高程度,东北和中部要大于东部和西部。     

“金砖国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比较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

选取＂金砖国家＂2003年-2010年面板数据,文章首先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超效率DEA模型测算＂金砖国家＂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比较分析五国能源效率之间的差异;然后,采用Tobit模型来分析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金砖国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金砖国家＂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各国存在显著差异,且中国与俄罗斯能源效率都很低,因而节能潜力很大;另外,＂金砖国家＂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对各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均较大,技术进步因素对各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产业结构对中国和印度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较大。     

基于技术进步分解的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研究

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和LMDI分解法,量化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进而构建回弹效应测算的改进模型,实证测算1995—2012年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能源回弹效应总体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其中,广义技术进步计算的回弹效应为37%,狭义技术进步计算的回弹效应为52%,技术效率改进和产业结构调整计算的回弹效应缺乏规律。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省份能源回弹效应呈现增加趋势。西部地区制定能源政策的重心应向提高技术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倾斜。     

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论文综述了我国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国内研究文献。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关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还存在争论;在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方面,多数研究发现煤炭相对比重的下降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对于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基本上也是持肯定的观点。此外,还有少数文献研究了市场经济体制、能源价格、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科技进步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了人力资本的情况下,采用曼奎斯特指数方法测算了我国1996~2008年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此来代表科技进步水平,并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又分别进一步分解为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技术进步以及中性技术进步和非中性技术进步,并实证分析了它们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进步过程中出现了不平衡的发展,效率进步只对环保型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纯效率技术进步对能源节约产生明显负作用,而对环境保护不产生影响。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只对环保经济产生正面影响,非中性技术进步只对能源节约型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1978年～2003年中国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生态足迹是分析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指标.本文利用FAO数据、中国统计年鉴等自然资源生产与消费数据、人口数据,采用可变世界单产法计算了1978年～2003年中国生态足迹.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中国人均生态足迹由0.873ghm2升至1.547ghm2,增长率为77.2%;其中,耕地足迹下降0.051ghm2,能源足迹增长0.450ghm2,草地足迹增长0.103ghm2,林地足迹增长0.087ghm2,海水和淡水渔业足迹分别增长0.067ghm2和0.014ghm2,水电用地足迹增长0.005ghm2.与同期不断增加的生物供给力相比较,计算出中国生态赤字在逐年加剧,人均赤字由0.371ghm2上升至0.817ghm2,其中耕地由赤字(0.058ghm2)转为略有剩余(0.028ghm2),草地处于剩余状态,林地由剩余(0.007ghm2)转为赤字(0.095ghm2),中国化石能源足迹逐年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林地短缺的危机,淡水和海水渔业足迹与供给力基本持平.分析了中国各类土地生态足迹、生物供给力和生态盈亏变化的原因,阐明了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资源经济产出率、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中国潜在的土地危机,针对生态足迹及生态赤字的影响因素,提出解决中国生态赤字加剧问题的对策.     

区域生态足迹情景预测——以吉林省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偏重于生态可持续性的评估,缺乏针对社会经济发展动态性特征的预测功能。为探索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子,建立了吉林省生态足迹时间序列,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和能源消费的增加是该省生态足迹上升的主要原因。以居民消费水平和能源强度为策略变量,构建区域生态足迹预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相对误差均低于4.3%。最后,结合情景分析法,对吉林省生态足迹进行了预测,并分析了策略变量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维持现行发展趋势,2010年吉林省生态足迹将增至2.99 hm2/人,年均增长率为4.35%;按照“十一五”规划发展,2010年该省生态足迹升至3.53 hm2/人,年均增长率为6.84%;情景三下,生态足迹增长最慢,2010年该省生态足迹达到2.98 hm2/人;情景四下,生态足迹增长最快,2010年该省生态足迹为3.55 hm2/人;居民消费水平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远大于能源强度的影响,降低能源强度对于缓解生态足迹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调整特征参量的生态足迹新方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在传统生态足迹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最终能源足迹概念.即地球上消耗的能源最终由太阳辐射提供,而能源生态足迹就是消耗能源所需的接收太阳辐射能的建成地面积.相应的,不再使用化石能源地概念.同时,将海洋提供的生态资源,纳入内陆居民人均生态承载力范畴.以西安市1997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本文分别使用传统方法和上述调整后的方法对10年间西安市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传统生态足迹法计算的结果表明西安市人均赤字由1997年的1.07hm~2,逐渐增加至2006年的1.40hm~2,始终处于生态赤字状况.而调整后生态足迹法的计算结果表明,西安市一直处于生态盈余状况,可持续发展状况良好,其人均生态盈余在1997年为0.64hm~2,至2006年为0.45hm~2.本研究调整原方法部分特征参量后,使生态足迹法更具前瞻性,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特征,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     

西安市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与预测

生态足迹法通过将区域的资源和能源消费转化为提供这种物质流所必须的各种生物生产土地的面积,并同区域能提供的生态生产型土地面积(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能定量判断一个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能力的范围内。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法和ARIMA模型,以2013年以及1994-2013年西安生物资源账户和碳足迹账户的消费数据,进行静态生态承载力与动态生态承载力分析并预测未来5年生态安全情况。结果表明：2013年西安市生态足迹大于生态容量,同时1994-2013年西安市均表现出生态足迹超出生态承载力8倍左右,出现严重的生态赤字。西安市的生产、生活强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西安市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之下。ARIMA模型预测表明未来5年生态足迹虽有逐年减小的趋势,但和生态承载力差距较大。通过分析西安市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可为城市生态研究、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通过研究提出加强城市生态建设,优化城市管理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是维持西安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     

基于化石能源资产流转的生态补偿核算研究

以中国各省化石能源资产流转为出发点,采用基于生物质能替代的能源足迹法计算能源输出生态足迹,并引入能源资产流转压力系数,在此基础上,探讨以化石能源资产输出地为受补偿主体,化石能源资产输入地对输出地进行生态补偿的核算机制。在完善生态补偿模型前提下,对中国煤炭能源流转的生态补偿进行实证研究,从环境治理成本、环境价值损失成本和生态修复成本(包括土地复垦和农地修复)3个角度构建核算标准,计算出中国主要煤炭能源省份由于煤炭能源的输出应接收的补偿额度。分析表明:2010年煤炭能源净输出有山西、内蒙古、安徽、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9个省份,由于山西能源流转足迹压力系数最大为5.67,煤炭能源输出足迹严重超出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因此山西省应接受输入地补偿费用最高为3 817.94亿元。     

污染足迹：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

传统生态足迹理论虽然在可持续发展评价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其无法全面评估人类活动的根源在于土地功能排他性假设限制了其对利用生态系统非生物生产性产品和服务的人类活动的衡量。为了摆脱传统生态足迹理论的局限性,应当承认土地功能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本文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概念和计算方法,并以污染足迹为例进行了系统分析。污染足迹,即基于污染物吸纳的生态足迹,是一类典型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它不是对传统生态足迹中能源足迹的简单置换,而是能够囊括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部分污染物,并可以根据不同的污染物类别或类型进一步细化。污染足迹计算的难点在于必须明确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进而确定进入各种土地类型的污染物量以及各种土地类型的纳污能力,而应用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不同类别或类型污染物污染足迹之间的关系。     

中国1996年～2005年能源生态足迹与效率动态测度与分析

本文从探求中国能源可持续消费出发,运用生态足迹模型,重点将中国近10年化石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时间序列测度,并将其动态特征融入模型中,进行能源足迹产值、强度以及其带来的生态压力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提出中国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分析表明:10年间,煤炭的足迹占据主要地位,1996年占人均总能源足迹的83.4%(0.301 hm2/人),到2005年占77.5%(0.418 hm2/人),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生产耗能足迹占有很大的比例,从1996年的83.30%(0.30hm2/人)到2005年的85.59%(0.450 hm2/人)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生活耗能的足迹所占比例则呈整体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12.75%(0.046 hm2/人)到2005年的10.48%(0.055hm2/人);自1996年起,能源足迹产值呈增加趋势,到2005年为0.33×104美元/hm2,比1996年的0.19×104美元/hm2增加0.14×104美元/hm2,能源足迹强度1996年最高为5.15 hm2/×104美元,最低为2005年3.07 hm2/×104美元;能源足迹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自1996年到1999年呈下降趋势,1996年压力指数为0.84,到1999年为0.63,从2000年开始便逐渐增加,到2004年超过1,2005年达到1.20。     

国家生态压力与生态利用效率研究

基于生态足迹方法，提出并构建了度量国家生态压力总量与国家生态效率的本国生态足迹和生态利用效率指标。应用该指标对我国1990年～2003年的本国生态足迹、生态承载面积、本国生态赤字及本国生态利用效率进行了计算，分析了中国生态压力、生态利用效率的历史轨迹、发展趋势及其构成和主要矛盾。结果表明，我国的生态系统一直处于超载状态，现在的超载程度已很严重。这一期间我国的本国生态利用效率从2 070元/hm²增长到4 046元/hm²，年均增长率为5.3%。生态利用效率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说明我国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态压力相对减量；但这一时期的生态利用效率的增长率远低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导致本国足迹增长较快。可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以本国生态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的；而能源和农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仅注重环境末端治理是远远不够的，根本途径是从源头实现资源(尤其是能源)需求减量，并应特别重视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冲击。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中国生态供需平衡时空动态

生态供需平衡是生态文明研究的一个科学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生态足迹因其所具有的社会-生态属性和宏观可度量性,成为生态供给与生态需求平衡关系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本文在生态足迹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生态足迹账户,优化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计算,评价了1995—2015年中国生态供需平衡状况。研究发现：①中国生态足迹2000年以后增长快速,最终形成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化”的空间格局;生态承载力呈“局部调整,总体稳定”动态特征;②中国生态供需平衡状况于2005年前后发生质的变化,即由生态盈余转入“生态超载”状态。2015年,中国对自然环境的“占用”需要1.39个中国才能满足现有的生态需求;③东部地区生态超载状况远大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生态承载力基础较差,生态足迹的增长引起了西部地区生态超载加速。其中,宁夏、新疆生态超载严重,且生态足迹呈中高速增长,应引起重视;④能源足迹与污染足迹的控制是改善地区生态供需平衡状况的关键内容。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规划提供参考。     

海南省外来旅游者生态足迹测评

旅游生态足迹方法是评价旅游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新方法。介绍了旅游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对海南省外来旅游者生态足迹进行了测评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海南省外来旅游者人均生态足迹和总生态足迹分别为0.1149hm²和147.63×10⁴hm²,分别是海南省本底人均生态足迹和本底总生态足迹的5.7%和9.0%,对海南省人均生态赤字和总生态赤字的贡献分别为16.9%和24.4%;在旅游活动各要素中,交通生态足迹所占比例最大,为64.3%,乘坐小汽车的旅游者仅占总数的12.5%,但却占着交通生态足迹的56.9%;在旅游者生态足迹类型中,化石能源用地所占比例最大,为77.4%。单位旅游生态足迹产值为940美元/hm²,是海南省本底单位生态足迹产值的1.56倍,但仅占全球平均水平的85%。单位旅游娱乐生态足迹产值高,而旅游交通、饮食的生态足迹产值低。由此表明,旅游活动是一种对自然资源高需求和高消耗的综合性生活方式,是影响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旅游交通是旅游活动生态占用的主要因素,通方式决定着旅游交通生态足迹的大小。旅游业比当地各行业平均水平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