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研究的新范式——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

戴维·莫利是英国文化研究中将文本研究转向受众研究的关键人物。本文通过追溯莫利的学术渊源,透过对其经典之作《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探究莫利在继承传统受众研究范式和综合多门类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如何开创受众研究新范式,阐明莫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给后来的媒介文化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

曾有学者认为,受众是由设想它的范式所促成的建构物。因此,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小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会不同。与早期立足于刺激-反应模式的传媒效果研究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文本一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进行协商而产生的。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     

文化霸权理论溯源

文化霸权是当今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它既终结了由于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自身缺陷所引起的范式危机,同时又作为文化研究中葛兰西转向的一个开端使得文化研究继续在学术界保持应有的位置。研究文化霸权首先要清楚其在文化研究中所处的位置,于是研究需要溯源才能得知文化霸权理论的前世今生。     

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研究范式转换与创新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受众处于一个新旧媒体融合的传播环境当中,受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些新的变化中,传统的受众研究范式也将面临新的转换与更新。本文将根据范式的三个层面: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对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进行探究,首先分析了传统受众研究范式的几种类型以及局限性,然后重点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两种受众研究范式,探究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应用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最后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研究范式创新提出一些方法和技巧上的创新途径。     

新媒体时代受众研究范式探究

当前,我们正处在新媒体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传播研究出现了不少新的内容,受众研究范式就是其中一部分.托马斯·库恩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认为“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既然是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的典型问题和解答,即意味着研究范式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在新媒体时代,受众从传统的相对被动的接收者逐渐向传受一体的内容生产者转变,由大众传播时代的大规模聚合化向新媒体时代的个性化和分散化转变,成为新媒体时代受众研究范式转换的最大动因.     

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

网络社会的崛起,媒介样态的改变,为受众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恶搞文化,给受众摆脱传媒强势、确立自我认同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希望。本文援引文化研究学派的"抵制"概念分析了恶搞群体的身份建构策略,继而从观展/表演范式出发探讨了恶搞群体特殊的文化心理,最后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理论为支撑点阐述了在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的结构限制。     

媒介形态变迁与女性受众研究范式演进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视角

通过把对受众的研究置于媒介形态变迁下的复杂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本文试图厘清近几十年来受众研究范式发展的整体脉络,考察受众研究的转向并回应女性主义的批评。本文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对女性受众研究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但同时也指出政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必须以多因素的和更具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女性受众。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变迁,如互联网的出现、媒介全球化的加快,凸显出女性主义受众研究的二难困境:是应该批判性别意识形态还是应该尊重女性的愉悦?这一切都显著地促进了女性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人们开始试图瓦解被动/主动、文本/受众的二元对立关系,努力寻求一种比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更有价值与更有发展前景的女性受众研究新范式。     

新改版新内容新受众——谈CCTV-4的栏目定位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化现象和对外传播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尽管各家对文化概念和对外传播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对文化传播的功能和意义都持积极和肯定     

我国档案文化范式发展历程研究

本文从范式的角度去研究档案文化现象,界定了档案文化范式的内涵,阐述了从范式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将档案文化范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提出档案文化范式转型是档案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经之路。     

华语电视新闻跨境传播的受众解码类型分析

中国华语电视新闻跨境传播媒体在受众研究中的理论缺位直接影响着其在传播实践中的致效力。本文试图导入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理论与实证研究范式,通过民族志与扎根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探讨境外受众的解码类型、生成机理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中国华语电视新闻跨境传播策略的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西方受众研究脉络与发展趋势探析

受众研究作为传播学的重要领域,其理论与范式经历了许多转变,但从总体上来说,受众研究不像其他领域一样存在清晰可寻的时间脉络,本文以受众研究的核心命题——"媒介—受众"为线索对西方受众研究历史做一个相对简单清晰的梳理。     

无意识：受众研究中被忽视的不可忽视空间

到底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清醒地意识到或能主动地控制其消费行为背后的动因？在过去数十年的受众研究中,尽管对无意识作用存在的可能性有所关注,但至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纯认知过程研究范式。根据一些代表性的综述报告来看,消费者购买决策仍然是当前受众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所使用的研究范式则是典型的认知取向。这种取向认为个体的消费决策与购买行为往往是深思熟虑、精细计划的结果,人们或者会集中注意、精细加工各类媒体中的劝导信息,或者对信息置若罔闻。     

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宣告成立.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人成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自此以后,文化研究在英国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作为文化研究主要内容之一的大众传媒,从一开始就成为伯明翰学派关注的对象。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受众.在它的生产、消费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     

积极的受众: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传播学与心理学研究关系密切,尤其是在效果研究和受众研究的范畴。作为心理学的第三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影响是使用与满足研究,同时也涉及到知沟研究。除了这些显性的影响之外,人本主义心理学更多地关注了人的主体性,对传播学研究的范式更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读图时代的受众心理和阅读取向

我们的时代已进入了读图时代。现代文化正在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读图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型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本文试就读图时代的受众心理和阅读取向发表一家之言。     

中国新闻史主体意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新闻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现状和中国新闻史本体意识的研究状况,然后针对当前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加强中国新闻史主体意识的相关对策建议。     

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

一个学科领域走向成熟,除了有确定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标志是形成了一些稳定的研究范式,诚如美国科学哲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所言:“取得一个范式,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①虽然这一论断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当前电视文化的研究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研究范式的缺失。本文对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内各类主要的电视研究进行辨析,概括出三种电视文化研究的重要范式,以为借鉴。范式之一:文化批评研究对电视的文化批评,早先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最典型的是德国的法兰克…     

“认知传播”研究的切入点分析

"认知传播"研究的实质就是研究"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本文从研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入手,认真地分析了现有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以及我国传媒文化本体、整体文化产业等学科理论和实体解决不了的"例外",探索和设计了"认知传播"的研究范式,提出了科学确立"认知传播"范式体系应该弄清楚几个问题,特别强调"认知是对认识的提升,是对文化核心元素的打造,是确立‘认知传播’范式体系的关键。     

互联网环境下受众的新变化——以观展/表演范式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互联网逐步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并且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从传播学的历史来看,技术的革新往往会带来新媒介的受众,而新的受众形态又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互联网环境下的受众也不例外得到了"照顾"。正是由于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参与程度逐步提高,以前的受众研究范式或多或少不能解释、解决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受众现象或问题,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和布莱恩.郎赫斯特(NicholasAbercrombie&Brian Longhurst)提出了一个新的范式——观展/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又译为景观/表演范式或奇观/表演范式),文章以此范式为理论依据来分析互联网环境下受众新的变化,且对于这种变化影响下的未来的受众研究做进一步思考。     

作为文化的历史与作为历史的文化——近年文化史著作评议

20世纪80年代,在国人沉浸在一股“文化热”的同时,西方主流学术界也在经历相似的学术思潮,后人称其为“文化转向”。简言之,当时的社会科学界开始反思曾经秉持的理性社会的假设,转而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中特定群体的价值与文化特征。以重新发现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与福柯和布迪厄的风靡全球为标志,文化转向瞬时间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是向整个学术界发出了宣言：所谓的经济与政治冲突俱往矣,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类政经关系的主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