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美苏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美苏关系史。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冷战史需要阐释的基本问题在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以及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美国梦想：从星球大战到反导系统

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步,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在冷战时期的美苏核对抗阶段,美国相继开发、研制了“奈基-宙斯”系统、“哨兵”系统和“卫兵”系统,以对抗苏联的核攻击。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之间的核力量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均势,导弹防御系统便成为双方军备竞赛的重点,但当时双方都深感技术上的不甚成熟和经济上的不堪重负。     

战后美国对冲绳长期驻军政策的形成

随着美苏冷战对抗的兴起,具有特殊地缘战略价值的冲绳,成为了战后美国太平洋安全战略调整及其东亚西太平洋冷战遏制链条的核心枢纽。美国军方认为,冲绳应该成为美国的重要驻军基地并对其实施单独战略托管,以此达到对冲绳的永久驻军永久控制。美国国务院基于对外政治和自身国际形象及赢得日本民意的考虑,主张将冲绳归还日本。美对日占领政策的逆转和政策规划署对冲绳地缘战略价值的重评,国务院调整了在冲绳问题上的立场,并与军方在长期驻军冲绳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随着NSC13号系列文件的制定修正和通过,战后美对冲绳长期驻军最终得以形成。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冷战”中的一场“热战”

二战结束后 ,美苏两强由于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由战争盟友变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集团的旗手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遏制”与反“遏制”的“冷战”。东南亚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 ,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第一次印支战争”也变成了这场“冷战”中的一场“热战”。中国革命的胜利及中国人民发扬的抗法援越的国际主义精神 ,使以法为首的西方在第一次印支战争中遭到失败 ,也给美国推行的遏制新中国的亚洲战略以沉重打击     

军备控制的理论与实践

军备控制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之一 ,是对军备发展水平的限制 ,它以维持军事稳定与平衡为原则 ,是对军备竞赛的一种管理与安排 ,也可被看作是走向最终全面裁军的一个步骤。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军备控制的历史、原理及作用 ,阐述了后冷战时期军备控制面临的困境及功能性演变 ,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并探讨了军备控制的发展方向     

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下的对捷政策（1948-1951）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反应，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下的对捷政策随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战略意图就是孤立和排斥捷克斯洛伐克，其主要目标是寻求中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关贸总协定义务。凭借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力并经过积极的外交努力，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基本实现。因此，1948—1951年问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下的对捷政策再次表明，美国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将1947年关贸总协定机制作为推行“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的有力工具。     

从“冷却”演进看中美关系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几经曲折,看起来充满了变数。但如果从二战以后美苏发动的席卷全球的“冷战”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道路又十分的合情合理。二战之初,美苏的战时合作,决定了美国对国共双方均采取了合作和友善的政策;二战结束前夕,伴随着苏矛盾的日益公开,美国在华扶蒋反共从而在远东遏制苏联的政策逐渐形成;二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国为全面遏制苏联,在中国选择了公开美反苏的蒋介石政权进行反共内战的政策;解放战争胜利后,扼杀新中国是美国反苏反共政策的延续,而中共倒向苏联则是多年联俄战略思想的必然。     

20世纪亚洲冷战体制下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互动剖析

在亚洲冷战体制下,出现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互动。当中苏结盟,中国与美国对抗时希望苏联的支持,与美国缓和时需要美国的诚意;当美苏缓和、中美、中苏关系紧张时,中国的外交就必然面临困境;当中美和解,中苏对抗时,美国则渔翁得利;而当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时,不再成为美苏冷战的筹码,中国终于摆脱冷战,导致了美苏冷战的终结。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和则三利,斗则俱伤。     

反弹道导弹与《反导条约》

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将于6个月后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从而为美国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除了障碍。从历史上看，导弹防御系统曾是美苏军备竞赛的一部分，而不是和平的橄榄枝；《反导条约》是美苏关系缓和，遏制军备竞赛恶性发展的重要条约，后来更成为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石。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势必对国际军控进程和战略平衡产生不利的影响。     

浅析1947-1950年杜鲁门政府对苏政策

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美国调整对苏联的经济政策，战时经济合作走向破裂。经济遏制是美国总体遏制战略下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表现。1947年到1950年美国完成了对苏联经济遏制的体系构建。冷战初期美国的经济遏制主要以出口控制为核心，阻止苏联集团获得有助于增强军事实力的战略性物质。经济遏制是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同时也加深了双方的对抗。     

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看英国的东欧外交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冷战走向缓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东西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英国确定并坚持了“鼓励但不干预”的基本原则,也执行了不趁机离间东欧国家与苏联关系、不单独对抗苏联的政策。英国的东欧外交具有比较明显的双重性,即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的对苏政策,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英国在冷战期间始终保持着与东欧国家的交往,以期从长远促进东欧国家的社会变革。在与东欧国家交往时,英国也十分重视西方联盟的团结。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中东铁路的回归——兼论斯大林态度转变的原因

尽管毛泽东一再试探和要求,斯大林就是不愿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更不想归还中东铁路。但由于中国领导人的据理力争,鉴于当时冷战的国际形势和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战略利益,斯大林经过权衡利弊最终转变了态度。     

美国对苏联首次核试验的反应

战后初期,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对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错误判断,过分相信美国可以长期垄断原子能秘密,而1949年苏联原子弹的成功试验打破了美国决策者的幻想,杜鲁门政府开始调整其核政策,做出了研制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的决定,从而促使美苏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出台,则为美国大规模扩充军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和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之间发生了直接碰撞 ,并导致两国的斗争日益激烈。杜鲁门主义和两大阵营的理论不仅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也标志着美苏两国对世界政治的两极看法正式确立。马歇尔计划则对冷战的激化和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负有更为直接的责任。但两极格局是既不对称也不完全的。     

欧盟东扩的原因探微

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大幕徐徐落下,世界格局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世界发达地区的欧洲表现尤为突出。德国统一,东西欧力量更趋失衡,中东欧国家为了摆脱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纷纷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这是经济发展与政治独立的必然,亦是中东欧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征使然。叙述欧盟东扩的演进过程,重点分析欧盟东扩的原因,并就欧盟的动态发展给予前瞻性的预测。     

埃以“消耗战”（1967—1970）下的美苏对话

埃及与以色列的“消耗战”历时三年之久。美国与苏联为了各自的全球战略,不仅积极展开对话,还向交战双方输入了大量的新式武器,这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向。特别是苏联,直接参与了埃及与以色列的空战。同时,“消耗战”也对美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质疑"冷战结束"

认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就结束了,是不科学的判断。理由是:这种判断不符合冷战概念;冷战不只是针对东欧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大国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并未结束。理论和事实都表明:冷战的主客体条件具备,动力尤存,冷战未熄。     

试论战后初期的苏联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反法西斯盟国和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而告终的。然而战后不久，两个最重要的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就爆发了冷战。当然，美苏由战时的合作盟友关系发展到以后的全面对抗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有一段相对较长的过渡时期，即战后初期（1945－1949），这是一个新旧历史阶段交替的过渡五。本文从这期间苏联的外交入手，认为苏联这一时期奉行的是积极防御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其革命性日趋减弱，而保守性日益加强，结果使得美苏之争逐渐由意识形态之争变为霸权之争。     

洛克菲勒石油财团与美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肯尼迪政府

冷战期间,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始终是美、苏争夺的焦点。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保护以洛克菲勒石油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几个垄断财团的利益。可以说在中东这一地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洛克菲勒石油跨国公司的利益出现最大程度的重叠,并使美国执行带有“中东特色”的外交政策。文章拟简单阐述,并试图从中找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学内涵。     

吉田内阁东南亚赔偿政策转变的动因探析

《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吉田茂考虑最多的并非是履行战争赔偿责任和对受害国及其民众实施赔偿,而是如何顺应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大调整、大转变,开发新市场、新的原料供应地,以使日本经济从战争废墟中重建。吉田茂内阁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由消极转变为积极的原因,取决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美国冷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