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存在吗？

刘华杰教授（以下简称华杰）提出的科学传播“第四主体”问题引起我的兴趣。思之，产生些疑惑，提出来与之商榷。由于该文引述了他此前关于科学传播阶段划分及模型的论述，于是又读了他的几篇主要文章，发现他的“第四主体”与其早期的科学传播三阶段和三模型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因此，要谈“第四主体”问题就需要首先追溯其理论脉络。     

科学传播的功利性和超功利性

刘华杰教授认为科学传播先后经历的三种模式（模型）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利益诉求，即国家、科学共同体等组织、公众。在《论科学传播系统的“第四主体”》一文中，刘教授认为应该有超越于这三个层面的第四层面（或者“第四主体”），“第四主体”的诉求是所谓“文明精英”的诉求，     

论科学传播系统的“第四主体”

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之一）。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基本社会属性,即当代科学正在成为“人民科学”,为民所有、为民所享、为民所治的科学。而要实现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传播。因此科学传播对科学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传播中心刘华杰教授2011年6月在四川绵阳科学城举行的第三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的概念,引发了我们对科学传播活动的目的、效果、价值等方面的思考。为此我们特刊发刘华杰教授的“论科学传播系统的‘第四主体’”一文,并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讨论,以期达到求同存异、百家争鸣之效。     

第四主体，面向生态文明的科学传播理论建构

中国科普活动的历史大约有一百年，但是理论研究只有相对很短的历史。在2000年前后开始的，基于科学哲学、科学史的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理论的建构中，刘华杰教授（以下简称华杰）是重要参与者。在理论建构的瓶颈期，指出了科学传播中的立场问题（2003年），有力地推进了理论建设。最近，华杰又提出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将立场问题的思考又拓展了一步。     

超越国家利益的科学传播还很遥远

当前科学传播有三种典型模型，它们依次为：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对话模型（也叫民主模型，与境进路）。三种模型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立场。因为其立场不同，其目的也是不同的，当然其效果也有所差异。刘华杰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超越政府、厂商、家户利益的、站在“文明精英的立场”，以“全球生态系统模型”为崭新的传播模式的科学传播模式。这种超越国家利益的科学传播看上去很美，但是它有多少现实意义呢？     

预测不能列为统计工作的第四阶段

陈培仁同志在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统计》上发表一篇题为《预测是统计工作的第四段》的文章,提出:“为了切实加强预测工作,主张把预测列为统计工作的第四阶段。”我认为,为了加强预测工作,不能把预测列为统计工作的第四阶段。对此,谈一点个人看法。 1980年10月,赵紫阳总理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就已明确指出:“一个统计,一个预测,这两件事能搞好,我们的计划指导就可以大大加强。”赵紫阳总理在这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统计和预测不是一码事,是两门不同的科学。预测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还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作为一门科学必然有专门研究对象和     

"自主创新很重要,使自主创新的成果不流失更重要! "——专访长春吉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吴忠文教授

科学是一个有着恒久魅力的话题,秉承着毛泽东的“向科学进军”、邓小平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的“科教兴国”,在一月的第四届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呼吁“自主创新”。谁拥有自主创新成果的使用权同样重要,是造福国家,还是为他人做嫁衣,已引起了     

数据生命周期视角下高校科学数据安全内容框架构建

[目的/意义]科学数据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的组成部分,随着数据科学研究的兴起,高校科学数据安全的政策研究有待深入。[方法/过程]采用网络调查的方法,对美国U.S.News前50名大学的科学数据管理内容进行分析,从“涉及对象”“保护方法”和“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等角度梳理政策重点和空白点。基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从“制度层”“基础设施层”“数据素养层”和“实施层”四个主要层次,构建了高校科学数据安全的内容框架,并分别讨论了科学数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与科学数据安全相关的各个主体的职责。[结果/结论]高校科学数据安全内容贯穿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相关主体包括制度层、基础设施层、数据素养层、执行层。     

科学文化的传播

在这一期的“科学与文化”里,我们请了几位学者谈关于“科学传播”的问题。近几年来由于科学巨大的影响力,“科学传播”本身也开始为一些学者所关注和研究。今天许多中国的大学里设置了这一专业,北京大学的吴国盛先生认为他们开设“科学传播”与     

基于传播要素的“快手”平台抗疫科普短视频对比研究

科普短视频在助力全民科学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传播要素,对比研究“快手”平台媒体、健康、科普三类账号疫情期间发布的抗疫科普短视频的传播现状。研究表明,不同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特征显著,但产出结构不合理,传播效果差距明显。建议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传播生态、以品牌化和信息化强化内容生产、注重渠道建设和用户维护、聚焦公众需求提升传播效果。     

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大众传播媒介是科技传播与普及的重要工具和渠道,其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力度不够、质量不高”则是造成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力提高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能力已迫在眉睫.文章以大量数据和实证案例为依据,分析了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基本现状,剖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的应对策略.     

科学普及“一体两翼”的平台实践与探索——以“科创中国-院士开讲”为例

科学普及是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活动,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文章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基于科学传播“对话模型”,提出科普实践的“一体两翼”理念,并结合“科创中国-院士开讲”栏目的科普实践,分析了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专家群体在参与不同平台科普实践的成效和经验,总结了“一体两翼”理念在指导和推动科学普及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以高质量科普产品引领科普实践进而服务创新发展的思考建议。     

国外主要科学资助机构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的做法与启示

科研人员对科学有着较其他群体而言更为深入的理解,是科学传播工作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主体。科学资助机构作为科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续开始关注并致力于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从而加强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文章调查了国外一些主要科学资助机构在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科学资助机构的定位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尝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外国立科研机构的科学文化传播模式分析

在调查与分析国外国立科研机构科学文化传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四种主要的科学文化传播模式,旨在理解不同国家背景下的国立科研机构科学文化传播的发展态势,为推动我国科学文化传播工作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科学传播的责任伦理缺失与控制探微

科学传播是现阶段科普的一个新的形态,其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伦理属性。科学传播的责任伦理主体包括科研工作者、大众媒体、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社会公众,分别就各个主体在科学传播实践中的责任伦理的缺失与控制路径进行了分析讨论。对责任伦理的追问是达到良好的科学传播效果的保证。     

品牌培育的四个对接

针对品牌建设工作中存在“重评价,轻培育”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品牌培育工作的四个对接,即品牌架构要实现业务组合发展与细分市场的对接,品牌定位要实现产品功能组合与主流消费人群需求的对接,品牌传播要实现整合营销传播与消费体验的对接,品牌管理要实现科学流程规范与终端管理的对接。     

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研究 ——基于Science(《科学》)网络平台2020年1-6月新冠肺炎专题报道

采用文献调查、概念分析、比较分析与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对Science(《科学》)网络平台2020年1-6月新冠肺炎专题报道内容进行研究,分析了其传播特点,基于此,针对我国科学传播现状,提出升级改造"科普中国"平台、加强科技媒体交流合作和打造以科技期刊为主体的科学传播格局的建议.     

新闻图像网络传播现状的研究及建议

随着网络成为新闻传播的“第四媒体”，越来越多的新闻图像网站相继建立，促进了新闻图像的网络传播。通过比较分析五家国内外知名新闻图像网站的发展现状，从图像信息的存储、检索、传播和管理等几个方面对现今新闻图像的网络传播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有待改进的部分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议。     

技术世界中先验性的寻求——从胡塞尔的先验哲学思考伊德的“他者关系”

技术化科学非常强调工具作为“它者”的作用,这种对工具主体的强调暗示着科学发现中人类主体的先验层次的消失.不过,胡塞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展示了一种新的看待工具的方法,就是胡塞尔在论述对陌生主体(它者)的认识时,中间夹杂了对人造工具的认识,这种认识揭示了在思维领域认识工具的先验可能性,它包括人类先验的“造对联想”能力和生活世界中语言的交流.正是这种先验的可能性成为了技术化科学普遍性的基础.     

数字乡镇的探讨

“数字乡镇”一词来源于“数字地球、数字中国和“数字农业”。“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是1998年1月31日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对21世纪人类星球的认识”的演讲时提出的。国际上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对数字地球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数字地球”是人类认识地球的第三次革命。“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也引起了我国政府、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1998年6月1日，江泽民主席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时提出了发展“数字中国”的战略构想，李岚清副总理、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陆续发表了关于“数字地球“的讲话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