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的反智主义及其超越

反智主义是一种反对或怀疑理智、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态度或倾向。在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它主要表现为“泛工具化”、“泛兴趣化”、“泛情感化”等形式。其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作为“专业社会”面临着知识权威的失落、作为“市场社会”导致了对实利的过分崇拜、作为“政治社会”呈现出对知识价值的贬抑。要超越反智主义的限制,就需要回归教育本身,以理智自主为根本目的,促使个体真正从自身出发获得对有价值事物内在利益的认知和理解。     

反智主义的陷阱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本文作者通过对反智主义在我国种种表象的深刻剖析,尤其是对后一种反智主义的泛滥抬头,更加值得我们警惕。     

教育中的“反智主义”：思想根源与中国语境

教育中的“反智主义”为一种对待知识、理智的态度和行为。这种态度和行为主要表现为对知识教学、理智培养的反驳、否弃、怀疑、嘲弄和改造。教育中的“反智主义”表现形式多样,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指不同。“反智主义”主要源于知识与政治、文化的斗争关系,其既有来自外部因素对知识、理智的挤压,又有来自知识、理智对自身的反思。就中国语境而言,反智主义是一种长久的思想传统和教育实践。它有着和西方语境甚至完全不同的特质和作用,常常会成为一种追求真知、崇尚理性精神的桎梏。重塑知识的理想、提高学生思维能力（智力）、锻炼理性批判力和养成思维的乐趣等,显然更为紧迫和重要。     

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是一种怀疑、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当代"反智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传统的专制主义是滋生"反智主义"的政治根源;现代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具有鲜明的"反智"色彩;"文革"更是"反智主义"登峰造极的混乱时期.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水平的贫困、1990年代全社会世俗化思潮的高涨以及"后现代""反文化"思潮的逐渐流行,都使得"反智主义"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反智主义"与社会上"无知者无畏"心态的交汇对于知识异化、知识分子庸俗化的激烈批判显然具有警世意义.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     

论富兰克林的反智主义倾向

文章通过解读富兰克林的《自传》,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探讨了富兰克林的宗教观、教育理念、文学观。得出结论是：虽然富兰克林本身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富有成就的作家,但是对实用主义的过分强调,使其具有初步的反智倾向,为后来美国社会中盛行的反智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论纳撒尼尔·霍桑的反智主义

因为美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反智主义思想在美国根深蒂固。纳撒尼尔·霍桑身处的19世纪更是美国历史上反智主义风行的时代。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知识越多越有害＂,对把持知识的＂只动脑不动手＂的知识精英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著名作家霍桑正是其中的一名代表。从霍桑在生活及其代表作《红字》中表现出来的对知识和知识人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具有很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     

论孔子“游”的教育精神——兼论唯智主义与反智主义的局限及其超越

孔子＂游＂的教育精神的实质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状态,是对教育中唯智主义和反智主义各执＂两端＂的中和。唯智主义和反智主义是我国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两种不良知识学习观。前者走进了知识的死胡同,以苦学为原则,通过记诵和机械训练等方式掌握知识的细枝末节而忽视了知识内在智慧和人文价值;后者则以玩世不恭代替了生命的严肃,以鄙视知识,藐视权威,消解责任以取得表面上的＂超脱＂。这两种知识学习观的救治可以从孔子＂游＂的教育精神中获得支持。     

论孔子“游”的教育精神——兼论唯智主义与反智主义的局限及其超越

孔子"游"的教育精神的实质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状态,是对教育中唯智主义和反智主义各执"两端"的中和。唯智主义和反智主义是我国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两种不良知识学习观。前者走进了知识的死胡同,以苦学为原则,通过记诵和机械训练等方式掌握知识的细枝末节而忽视了知识内在智慧和人文价值;后者则以玩世不恭代替了生命的严肃,以鄙视知识,藐视权威,消解责任以取得表面上的"超脱"。这两种知识学习观的救治可以从孔子"游"的教育精神中获得支持。     

《老子》“反道德主义”的道德教育意蕴

《老子》的“反道德主义”实质上是对华而不实的“伪”道德的反思和批判。道德教育的本质在顺“道”而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又如天地滋养万物而不自居,都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并非取消道德教育,而是顺应自然不妄为,力戒华而不实的道德说教。《老子》的“反道德主义”启示我们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并改革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     

论民间故事中“反智主义”的生成动因

中国民间故事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在民间故事中的民族精神被世代所传承。然而，“反智主义”叙事在当代民间故事中屡有呈现。其生成动因首先是表达了民间对体力劳动的礼赞；其次是“大众化”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对启蒙话语体系的颠覆，使“反智主义”在某些历史阶段上升为国家意志，并渗透于民间。因此，重新认识民间故事的社会功能。对其“反智主义”倾向予以明辨，引导民间文学创作和整理工作向健康良性方向发展，已经成为民间故事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高校德育生活化的生成路径

德育生活化是对传统知性德育的创新与拓展,意味着德育从偏重理论和知识教育环节向实践与生活环节的理性回归;在完成德育活动中大学生主体建构的同时,体现高校德育在生活中的政治性、人文性与和谐性;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网络工具、学生自治组织、社会实践等载体的作用;注意德育生活化方法的综合运用,切实提升德育生活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道德教育的整体性与道德教育哲学

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人作为道德教育的对象，不仅把伦理学和教育学的关系结合了起来，而且把两门科学与关于人的一般哲学学说及其方法联系了起来。道德哲学对道德教育的整体“框架”作用决定了道德哲学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决定了必须建立相应的道德教育哲学对道德教育做整体性研究。     

终身德育理念的概念解析与实践路向

终身德育理念是一种奠基于终身教育思想,倡导德育必须贯穿于个体生命过程始终,不断完善个体主体性道德人格,促进个体德性成长的价值追求与精神范型。终身德育理念的实践路向在于:做好不同年龄阶段的德育衔接,实现德育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建立全社会参与德育的制度环境,强化个体道德反思能力的养成。     

论道德教育向道德教化的转进

期以来，学校道德教育忽视道德的个体性，窒息了个体德道学习的自觉能力，割裂了道德生长的整体精神空间。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要求实现道德教育向道德教化的转进，创新德育工作理念和方法。     

构建德育新理念——从知性德育到生活德育

知性德育专注道德知识的教与学,注重道德思维能力的训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性培养,要想使学校德育有所成就,就必须构建生活德育模式。生活德育是指把理想化的道德教育回归现实生活中,以道德主体为核心,围绕其社会现实生活而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新的德育模式。这种德育模式的实施必须借助其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道德教育悖论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道德危机,道德教育的低效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学术界开始对道德教育的成效性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但是大多集中在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对于道德教育自身的悖论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图从道德教育中自身存在的悖论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解决道德教育低效性问题提供一些帮助。     

论道德教育向道德教化的转进

长期以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更多地被认为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而学校道德教育(以下简称为道德教育或德育)也被认为是个体接受和遵循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系统的过程。这种理解方式往往导致对道德个体性的遮蔽,窒息了个体德道学习的自觉能力,割裂了道德生长的整体精神空间。今天,学校道德教育的局限性已日益凸现。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对道德教育提出的要求和挑战,要求我们实现道德教育向道德教化的转进,创新德育工作方式方法。     

道德教育的生活本义及其回归路向

受近现代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道德教育过于强调工具性价值,致使德育的主体性被严重消解,并且日益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在具体的德育领域表现为道德灌输加剧、受教育者道德主体意识的缺失、德育实效低迷等方面。为此,道德教育必须深刻地分析个体道德生成与生活世界的内在必然联系,重新审视其工具性价值,实现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的回归,才能真正达成道德教育引领学生“学会生活”的理想愿景。     

论社会性道德教育与主体性道德教育

社会性道德教育论与主体性道德教育论分别从社会性和主体性角度揭示道德教育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二者又都存在着严重缺陷，割裂了道德教育中社会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片面地将其一方视为道德教育的本质。实质上，主体性道德教育与社会性道德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主体性道德教育主要是从人的主体性需要方面确认道德教育；社会性道德教育主要是从人的社会性需要方面把握道德教育；我们应当超越主体性道德教育论和社会性道德教育论的狭隘性和片面性理解，站在更高的视点和更广的视野中去理解和把握道德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