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视角下的《哈姆莱特》

在《哈姆莱特》中,读者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对莎士比亚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有所发展。《哈姆莱特》的情节中"发现"和"突转"不是同时发生,更突出了悲剧效果。哈姆莱特的悲剧也体现了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从《哈姆莱特》的结尾来看,这部悲剧也使读者思考人性的善恶。     

从《诗学》看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西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主张把模仿自然中的实存与潜在结合在一起,通过情节中"突转"与"发现"的操控,引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使其情感得到净化,实现悲剧的价值.     

解读莎士比亚悲剧审美形态的庄严性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是欧洲近代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巨作中的经典。悲剧客体的庄严、悲剧感受中的庄严、悲剧审美客体关系的庄严反映了莎士比亚的悲剧美学思想。     

美诗美韵——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赏析

在莎士比亚的150首十四行诗中,最有名的是第十八首,这首诗不仅体现了十四行诗“起”、“承”、“转”、“合”的音韵之美,而且风格鲜明,清新柔丽,是莎士比亚的诗歌中非常与众不同的作品。     

文学作品中“突转”的功能意义

“突转”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出来的关于戏剧创作的一条重要的创作技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的情节安排和结构布局必须要有“突转”。而“突转”就是指剧情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转折,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势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包括“由顺境至逆境,或由逆境至顺境”。作为一种创作技法,“突转”不仅适用于戏剧创作,而且对小说创作也同样适用。因为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同样讲究情节安排和结构布局。可以说在注重情节安排、讲求情节效应的传统小说中,“突转”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一、“突转”是情节形成高潮的重要一环,没有“突转”这一环节,高潮无法形成。很多小说的情节“突转”之处便是情节的高潮所在。高潮是情节发展过程中最扣人心弦、最具有震撼力的阶段,它往往由这样一些“突转”因素促成:事件的突然转折、人物命运的突然改变、人物心理的巨变、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人物活动场景的突然切换等等。如果缺乏上述的种种“突转“,小说便难成为小说。以契诃夫的《胖子与瘦子》为例。在火车站,两个自幼相好的老友胖子和瘦子不期而遇。二人互相辨认之后便各自讲述了别后几十年来自己的生活境况,主要以瘦子的讲述为主。瘦子非常兴奋地向胖子介绍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胖子也愉快...     

接受美学观下的译者主体性——兼析莎士比亚第116首十四行诗的三个汉译本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在中国亦极受关注。接受美学理论强调文本的未定性和读者的能动作用,因此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需依据原语文本的和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来弥补原语文本的空白点,从而达到译语文本的最佳接受度。本文试图以接受美学理论为基础,选取莎士比亚第116首十四行诗的三个汉译本为语料,从主题、内容、形式及风格等方面来探讨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翻译比较

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理解与翻译,历来是争议的话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内容,然后重点对比分析了梁宗岱先生,屠岸先生,金发燊先生和李杰先生对其的翻译。各个译本各具特色,可以帮助读者多角度欣赏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味和其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     

横看成岭侧成峰——从美学批评角度解读《奥瑟罗》

《奥瑟罗》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之一,在阅读或是观看《奥瑟罗》时,人们情不自禁的沉浸于一种审美快感中。本文主要从美学批评角度对其进行解构剖析,试图发掘《奥瑟罗》的美学价值。     

情节突转与悲悯目光下的人性发现——《我的叔叔于勒》篇性揭秘

对《我的叔叔于勒》中的情节突转与人物情感态度突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三次情节突转之间存在复杂的层递关系，并且情节的发展和突转一直在为人物情感态度的突转蓄势，而人物情感态度的突转在明暗、强弱等方面的参差有致，同时又与悲悯目光下的人性发现相结合，让小说的言语表现进入了浅而能深、癯而实腴的艺术之境。     

列夫·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

列夫·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判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的作品达不到艺术的标准，体现了他对艺术的人民性的捍卫。托尔斯泰认为，西方批评家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创造了美学理论，这体现了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以及西方理论家在世界观和艺术观方面的差异。在托尔斯泰看来，莎士比亚的成功反映了戏剧的堕落，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这表明了托尔斯泰对西方戏剧观的不接受，表达了他对于戏剧的宗教性的要求。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判反映了他的基督教文艺观，宗教性和人民性是其文艺观的根本属性。     

略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eclipse”问题

意象"eclipse"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出现的情境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以此为切入点便可重新解读第107首诗,并可对诗中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重新佐证,进而尝试进一步理解"eclipse"意象在莎翁作品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理解莎翁本人。     

从《驯悍记》看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

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以男权视角塑造了凯瑟丽娜这一“悍妇”形象,并让“悍妇”被其丈夫驯服,最终成为失去自我的“贤妻”,这一模式流露出作家的男权思想。文章通过形象塑造、情节发展、人物语言来解读《驯悍记》所表现的男权思想,进一步分析了男权思想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中的体现,同时指出：莎士比亚的男权思想是与时代、性别的局限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     

莎剧中的“人生”概念隐喻

考察了11部莎剧,认为莎剧中的“人生”概念通常被看作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行为,可以借助空间和时间识解和表达,但作品中“人生”在精神、感知方面的特征并未成为人们认知的焦点.常规隐喻在莎剧的“人生”隐喻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构建新奇隐喻的基础.对莎剧概念隐喻的研究不仅能够为正确解读莎剧的文学内涵提供认知依据,还有助于深入认识概念隐喻在人类认知及文学语言中的基础作用.     

论罗马剧在莎翁戏剧创作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以《裘力斯·凯撒》为例

莎士比亚创作了四部反映罗马帝国历史的戏剧,却从未被划分为历史剧。自＂第一对开本＂始,莎学界便将此四部归类为悲剧。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它们既不同于历史剧,又不同于悲剧,罗马剧在莎士比亚戏剧体系中担当着独特的地位,成为历史剧与悲剧创作的转折,标志着莎士比亚创作风格的转变,将其单独分类为＂历史悲剧＂也许是一种合理的尝试。     

中国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评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

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多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做到了史论结合。它以中国当代莎学研究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特定的新见解。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尤其是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莎士比亚批评的中国特色。     

论麦克白夫人的双性气质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经典悲剧,麦克白夫人将丈夫推往罪恶的深渊,怂恿丈夫犯下天人共愤的弑君谋杀案.她被视为莎翁笔下的一朵光彩夺目的罂粟花.作为女人,麦克白夫人有着“双性同体”的气质：既具有男人的狠毒,又不失女人的脆弱.通过剖析麦克白夫人从鼓动丈夫杀害国王到自己在疯狂中死去,来探讨麦克白夫人“双性同体”的性格以及其成因.     

宗教改革中的“救赎确据”与《第十二夜》

在16、17世纪的英国,神学家和教士们鼓吹在个人救赎方面寻求＂救赎确据＂,认为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不能确认已经被上帝选中而将进入天国,就会陷入绝望,而这种确据将能使他们免于绝望。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中,马伏里奥、西巴斯辛就是极力追求＂救赎确据＂的人物。但是,跟同时代的非清教徒一样,莎士比亚似乎感到追求这种确据,更不用说相信得到这种确据,是愚人之行,而非智者所为。     

莎翁罗马剧《裘力斯·凯撒》的“雅努斯面孔”

莎翁罗马剧《裘力斯·凯撒》历来争议颇多,主要涉及戏剧种类划分、主角界定、政治意图归属等方面。援引文化诗学批评策略解构其＂雅努斯面孔＂,或可为进一步探索莎翁戏剧的文化内涵提供有益尝试。     

论数字“三”在《麦克白》中的妙用

数字“三”在东西方文化中都被看成是一个神秘、有魔力的数字,经常被用在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在其悲剧《麦克白》中多次使用数字“三”,尤其是三位女巫和三个预言,三名杀手和三次谋杀贯穿全剧始终,渲染了阴森、恐怖的悲剧气氛.数字“三”在这部戏剧中可以被看成是邪恶和黑暗的化身,强化了麦克白的悲剧下场,对本剧的情境发展起到了烘托的作用.     

随莎士比亚而去——试论英国戏剧的衰落

戏剧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英国戏剧在莎士比亚、肖伯纳和贝克特的时代分别达到了三个巅峰。整体来说,莎士比亚之后的英国戏剧成就大不如前。戏剧的本质是反映人生、人性,而人性是复杂多变的;复杂变动的生活和人性要求有新的戏剧思想和戏剧形式。追寻英国戏剧衰落的根源,可以发现,作品本身美的流失、接受者的变化以及世俗生活的多样化是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