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

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10—2017年浙江省11个地市的生态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浙江省整体上生态效率表现较好,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浙东北地区平均值高于浙西南地区。2010—2017年间各地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差距呈扩大趋势,存在σ发散特征。进一步使用Tobit模型对浙江省生态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金融聚集程度、科技创新水平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与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为提高区域生态效率,应提升区域金融聚集度,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加速产业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分析

新型城镇化要体现绿色、低碳、节能等特点,生态文明成为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EA模型计算了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进一步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生态效率进行分解,探寻其变化的内在驱动因素,最后建立城镇化背景下外部环境因素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面板Tobit模型,得出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实质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存在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格局;(2)技术进步是提升区域生态效率的关键因素,规模效率是抑制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且规模效率对三大地区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3)城镇化率对东部生态效率存在先负向后正向的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还未体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和环境政策等因素也从不同方向、程度上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影响。据此,从优化产能结构、推进节能减排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提高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区域生态效率研究——以山东省17地市面板数据为例

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以最小的生态代价获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污染、生态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选用山东省17地市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BC2-DEA测算了纯技术条件下的区域生态效率,立足新型城镇化视角,构建了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第三产业比重、环保财政投入、万元GDP能耗的STIRPAT模型,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和区域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和区域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半岛地区和鲁中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鲁西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线性关系,区域生态效率随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环保财政投入和万元GDP能耗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生态效率。     

基于共同前沿模型的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差异研究

在构建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基于共同前沿模型提出评估区域生态效率差异的定量方法,并对中国2002年—2013年30个省份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生态效率总体偏低,但呈现缓慢改善的趋势;在不同前沿模型下,中国大多数省市生态效率表现差异明显;区域生态效率差距巨大,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最高,中西部地区处于缓慢改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统筹将有助于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区域生态效率研究——以山东省17地市面板数据为例

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以最小的生态代价获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污染、生态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选用山东省17地市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BC²-DEA测算了纯技术条件下的区域生态效率,立足新型城镇化视角,构建了区域生态效率与城镇化水平、第三产业比重、环保财政投入、万元GDP能耗的STIRPAT模型,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和区域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和区域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半岛地区和鲁中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鲁西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线性关系,区域生态效率随城镇化水平的上升而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环保财政投入和万元GDP能耗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生态效率。     

财政分权、经济竞争对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影响异质性研究

改善能源生态效率是实现“十三五”节能降耗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选择,本文考虑生态和社会福利因素,以200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样本为基础,利用SBM-DEA模型计算和分析了中国区域能源生态效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财政分权、经济竞争的内生经济增长和制度层面探究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近17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能源生态效率水平较东部地区差,其中中部地区呈现持续恶化趋势。财政分权显著改善了能源生态效率,而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降低了能源生态效率。地区虚拟变量揭示经济竞争使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生态效率显著下降,但有助于西部地区提高能源生态效率。基于反事实分析,如果能够遏制经济竞争加剧,能源生态效率年均能够获得1.38%额外改善。最后,本文提出从改革财政激励制度,强化审计监督问责,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等政策建议,鼓励地方政府形成经济竞争与合作,以期提升中国能源生态效率。     

西部地区产业系统生态效率测评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系统整体协同视角整合产业系统不同生产环节效率,构建了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度量模型,测度西部地区2005-2010年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并实证分析产业系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呈现倒“U”型趋势,地区间产业系统生态效率差异逐步拉大,不同生产环节生态效率协同性较差;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会促进清洁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弱化清洁生产效率的提升;FDI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表现在“节能”方面,而非“减排”;结构因素对产业系统生态效率的影响比制度因素更加重要.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区域生态效率研究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008年区域生态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剥离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后,区域生态效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比例及人均受教育年限促进生态效率的增长,而环保财政支出并没有对生态效率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各省市按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划分可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各省市应该结合自身效率的特点,分别着重进行管理水平的提高或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改善生态效率。     

湖北省区域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程度的重要工具。利用超效率SBM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湖北省地级市2011-2018年区域整体生态效率。结果表明：(1)2011—2018年湖北省区域生态效率呈上升状态,生态效率空间差异显著,技术效率沿湖北省区域轮廓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呈高-低-高状态分布,规模效率各城市差异未见显著,但90%以上城市未实现最优规模效率;(2)研究期间湖北省各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均对生态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影响强于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强于纯技术效率;(3)研究期间湖北省区域生态效率发展过程可分为3个时期：缓慢增长时期、低速下滑时期、波动转型时期。     

经济增长、区域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有效性——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属于市场失灵的一部分,需要政府采用环境规制工具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但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和地区经济的影响又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为了剔除该限制,检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本文以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为例,通过构建包含生态环境状况和经济水平的区域生态效率体系,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相比,环境不良企业监测对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生态效率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说明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程度依赖于规制工具的选择,并且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生态效率提升更为明显;②环境不良企业监测存在门限效应,随着其强度的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逐渐提升;并且伴随其强度的增加,也会引起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区域生态效率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基于此,在污染较为严重的经济发达地区,采用严格的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升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但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趋势明显时,应采取激励型为主、惩罚型为辅的环境规制工具运用策略,从而有效地兼顾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率改善,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DEA的中国出口效率测度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结合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0-2010年的出口效率进行测度.我国出口效率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地区技术进步显著,并且比较均衡,技术进步对出口效率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致.出口的规模效率普遍偏低,但同时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说明,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加应该注意优化资源配置,注重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调整贸易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制造业生产管理技术发展历程的探究

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技术常常来源于制造业。从点效率、线效率、面效率及体效率的角度对生产管理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认为生产管理的发展过程就是提高点效率、线效率、面效率及体效率的过程，具体剖析了点效率、线效率、面效率及体效率的含义，并且得出了生产管理技术的发展就是企业通过学习过程完成战略制定、整合资源，从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结论。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分析

能源短缺、利用率低、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29个省市2009年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分析。文章将技术效率分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利用其数值来分析能源效率,同时,加入环境变量来分析完善上述计算结果。结果表明,在剔除外部因素和环境变量以前规模效率被高估,纯技术效率被低估。大部分省在第三阶段计算出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这说明很多企业规模较小不能体现出规模经济性。从区域上来看则是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针对这一结果,本文给出几点建议：中西部地区应加强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开发新技术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高校技术转让单因素效率研究

高校技术转让是联系学术研究与产业界生产实践的中间环节,是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00-2009年期间面板数据,以高校技术转让为产出变量,测度我国高校技术转让人员与资金单因素效率,并从高校分布地域、规格、隶属和类型四个角度对两种单因素效率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我国高校技术转让效率均值仅为46.48%,且人员效率与资金效率均值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仅为46.90%和37.61%,除北京、浙江外,其他人员投入、资金投入绝对数均较高的区域,其人员效率与资金效率都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从学校类型来看,重点院校与普通高校单因素效率差异不显著,相比其拥有的优质创新资源而言,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的研究表明,国家继续加大对高校投入的同时,还应切实提高投入要素,尤其是资金要素的资源利用率,扭转高校科研工作供给导向倾向。     

中国省际建筑业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利用中国30个省级单位1994-2006年的建筑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建筑业效率的总体变动趋势及省际差异进行了研究,并且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省际建筑业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建筑业综合技术效率偏低,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纯技术无效率是主要根源.第二阶段研究结果表明:建筑业发达程度、城镇化水平和建筑业人均资产均显著提高了建筑业效率,而建筑业国有化程度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则不利于建筑业效率的提高.推进建筑业市场化进程和加强建筑业投融资管理是提高中国建筑业技术效率的有效途径.     

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变迁实证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从产业层面详细研究了我国制造业1996~2003年期间各行业生产效率的水平及其变迁情况。结果显示,平均来看所考察期间技术进步是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但期间前几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后期技术效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共同成为促使生产效率提高的因素,说明制造业增长的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提高产业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外溢约束下的多重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增进研究

区域创新体系并非仅仅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投入-产出系统,它既包括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及其静态均衡的特征,也具有区域创新的网络特征及其外溢效应特征,同时还具有区域制度机制作用下的制度形态特征。因而,将区域创新效率拓展和定义为包含市场效率、外溢效率及制度形态的后发效率在内的多重效率,并借助“区域创新效率的可能性边界”概念模型,讨论了原发型效率和后发型效率的两种效率增进方式。     

中国大数据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大数据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方法测度并分析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变动趋势。结果表明,中国大数据产业技术效率较为低下,其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增长拖累;东部地区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规模效率水平低于中西部地区;从变动趋势看,考察期内中国大数据产业技术效率及其构成总体均呈现波动下降的"U"型动态演变趋势,但不同区域的变动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盈利水平对纯技术效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阻碍了规模效率的提高;资本结构显著抑制了纯技术效率提升,却不利于规模效率改善;资金运用能力对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促进作用;成长能力不足和收益质量不高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     

要素市场不完全视角下的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基于三阶段DEA-Windows的内外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比较

 考虑中国要素市场不完全的特征,从“技术最优”和“成本最小”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引入要素价格信息的创新效率指标,并利用三阶段DEA-Windows方法测度1996-2008年四位码高技术产业内、外资部门的相对效率差异,分解出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得出要素市场不完全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特点：第一,创新效率主要受制于低配置效率,创新研发效率主要受制于低规模效率,而且有极强的内生性;第二,内、外资部门创新效率的差别主要在配置效率上,创新研发效率的差别主要在规模效率上,研发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差异不显著;第三,外部环境、主要是政府政策支持在提高研发效率的同时却以配置效率的损失为代价。因此,应注重“市场”维度、发挥要素市场在高科技产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政府支持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需要在研发效率提高与配置效率损失之间权衡,确保创新效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