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34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 厘清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保持平稳增长状态,指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存在显著不均衡;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不断改善,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处于磨合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拮抗耦合阶段,三大城市群整体表现为失调型,协调关系仍需进一步改善;三大城市群各参数对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的影响呈趋同性,创新投入、产出、储备及绿色生活建设是制约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中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的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09-2018年中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34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厘清其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 表明:(1)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保持平稳增长状态,且呈相似空间特征,指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发展存在显著不均衡,其中深圳处于领跑地位,而惠州、江门、肇庆及河北多数城市相对落后.(2)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不断改善,但整体表现仍为失调型;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处于磨合阶段,所有城市均摆脱低水平耦合关系,而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拮抗耦合阶段,仅有北京、天津和秦皇岛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强更强"的发展态势使城市间两系统协调发展差距进一步增大.(3)各指标因素对三大城市群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呈趋同性,创新投入、产出、储备及绿色生活建设是主要制约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三大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关对策建议,包括制定差异化科技创新策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与互动政策、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增强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促进城市群内绿色协同发展、深入绿色生活理念培育等.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率的演变及耦合协调水平

目前学术界对黄河流域发展效率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黄河流域经济和创新效率及其子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研究较少，为此，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率的“生态-经济-创新”三维分析框架，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率的演变趋势，同时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发现：九省区生态效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经济效率和创新效率呈增长态势，高质量发展效率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生态、经济和创新系统间整体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据此，提出采取在黄河流域分段采取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强化市场化资源配置、突出创新引领作用以及各省区间优化联动协调机制等建议。     

中国三大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综合评价实证研究

构建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47个成员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大部分城市处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高水平协调或者低水平协调组.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探究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演变趋势以及障碍因子，为推动中国工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参考。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包含绿色总量、绿色效率、绿色创新、绿色治理和绿色保障五大维度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测度其水平值，运用Dagum分解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格局及演变趋势，并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诊断其关键障碍。结果表明：30个省份整体及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整体水平偏低；空间分异明显，表现出“东—中—西”递减格局；空间关联性增强，形成以环渤海湾和长江三角洲为主的“高高”集聚区和以东北、西南和西北为主的“低低”集聚区；总体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发展水平类型的空间转移与邻域水平关系密切，邻域水平越高，向上转移概率越大，但低等级区在短时间向上转移的概率较小；绿色创新、绿色保障和绿色总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短板，其中规模效益、创新能力、创新潜力、治理强度和制度保障是关键障碍因子。最后针对研究发现，分别从补齐短板、缩小差距、突破障碍等方面因地制宜提出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     

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及驱动因子时空非平稳性

加快绿色转型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的关键锚点。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深入探讨长江经济带108座城市2011—2020年能源生态效率演化特征、空间纹理和时空非平稳性。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先后经历“振荡期”与“提升期”两个阶段,并呈现自下游到上游再到中游依次递减的“梯度发展”特征;②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存在明显的高低分区,高值区主要沿江分布,低值区由西部向中部地区“扩散”;③研究区能源生态效率空间关联性明显,集聚效应从研究期初的H-H和L-L集聚向H-H和L-H集聚转变;④GTWR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在研究初期表现为促进,后期抑制能源生态效率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科技投入对能源生态效率的驱动效果较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抑制作用较严重;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主要表现为正向促进。提升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应针上中下游地区特点分级分类施策,注重发挥不同驱动因子的作用特点,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体系。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探究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演变趋势以及障碍因子，为推动工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参考。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包含绿色总量、绿色效率、绿色创新、绿色治理和绿色保障五大维度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测度其水平值，运用Dagum分解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趋势，并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诊断其关键障碍。结果表明：30个省份整体及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整体水平偏低；空间分异明显，表现出“东－中－西”递减格局；空间关联性增强，形成以环渤海湾和长江三角洲为主的“高高”集聚区和以东北、西南和西北为主的“低低”集聚区；总体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发展水平类型的空间转移与邻域水平关系密切，邻域水平越高，向上转移概率越大，但低等级区短时间向上转移的概率较小；绿色创新、绿色保障和绿色总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短板，其中规模效益、创新能力、创新潜力、治理强度和制度保障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最后针对研究发现，分别从补齐短板、缩小差距、突破障碍等方面因地制宜提出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绿色创新水平的时空演变和趋势预测

当前关于城市绿色创新研究始兴，而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为全面揭示其绿色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为区域科技进步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在定义“城市绿色创新”概念内涵基础上，对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对绿色发展转型提出的要求，结合区域发展特色，引入产业竞争力和公共服务评价指标，构建包括六大维度23个指标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6—2021年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方法评价分析其绿色创新水平及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其“十四五”期间的绿色创新水平。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绿色创新的主要目的和动力为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产业竞争力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整体绿色创新水平年均值变化趋势呈现“平稳发展—稳步提升—迅速增长”的时序特征，城市间发展差距由集中在较低绿色创新水平流动至集中在较高绿色创新水平，空间演变则呈现明显的“一圈两翼”特征，核心城市的增长辐射效应在不断增强，但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存在较大差距成为区域整体绿色创新水平提升难题；其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绿色创新水平由较低集中到较高集中的转变，且总体将保持较高水平并呈持续稳健增长...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出发，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进行研究。基于2010—2020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区域差异和空间收敛。研究发现，在此期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呈平稳上升且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但创新驱动水平低于绿色发展水平；长三角26个城市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依然属于濒临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异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区域内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上的正相关性和显著的β收敛趋势。研究发现推动了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对增强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互动、加快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科技进步对广东省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科技进步是生态效率增长的源泉,其对生态效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有四种实现途径和形式：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国际技术扩散和产业结构调整。基于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本文应用三阶段DEA模型,将上述四种实现途径和形式作为环境变量,对广东省21个城市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测算,着重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机理,并根据三阶段DEA模型测算的结果,分析有效提升广东省生态效率的途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选取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直接效应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工业生产率、知识存量和市场环境三条路径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但存在异质性;（3）知识存量和市场环境两种中介效应均存在双重门槛,且两者在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绿色经济效率中表现出“由抑制到促进,由微弱到增强”的阶梯性特征。文章不仅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中具体的影响路径;同时,也证实了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存在。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是有关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文章使用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测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此外,文章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整体偏低,并且绿色发展绩效均值在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异质性;(2)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存在促进效应,同时会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其稳健性得到检验;(3)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多重中介效应,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比例更高。     

“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群分类治理的政策

从"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城市群将依然是中国推动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当前,中国城市群的发育已经呈现出多样化、所在区域的发展格局日益差异化、服务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目标趋于多元化、现代治理方式要求精准化的态势,因此对城市群发展进行分类引导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针对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综合性政策对城市群进行分类指引存在的精准性不足、特色化难以凸显的问题,提出"十四五"时期以"四个专项+综合"的方式,即从规模等级、发展模式、空间组织、资源环境承载力4个方面,对城市群发展进行专项政策指引;同时,对一些普适性、战略性的政策提出综合政策指引,并建议未来将城市群作为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当中的一个层级,每一个城市群都应该通过编制规划,以确定其自身的政策包。文章提出了基于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格局、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格局、城市群自身发展规律的3个维度,推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助推城市群扩容提质、发挥城市群区域带动作用的3个着力点,以及"管管理者""管资源环境""管生产要素""管营商和人居环境"的4个政策工具的政策分析框架,并对我国城市群进行了分类政策研究。从专项层面,围绕规模等级、发展模式、空间组织、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城市群的类型划分和精准施策;从综合层面,提出了引导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类型和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基于水平与效率的双维视角

事实上,只有结合水平与效率两个维度评价绿色发展才能科学认识中国绿色发展现状,而二者往往被人为的割裂开来。虽然金融集聚在绿色发展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制于信息非对称性影响,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衰减边界特征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其非线性约束机制更是长期受到忽视。本文选取2003—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从水平与效率视角全面评估绿色发展现状,初步检验了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的时空非均衡冲击特征;其次,借鉴STIRPAT模型,将地理距离矩阵与技术距离矩阵纳入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衰减边界;最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比分析金融集聚与绿色发展在不同门槛约束下的影响差异,得到以下结论：（1）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或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在时空上都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初步说明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依赖性和非线性冲击。（2）金融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影响是一个“先负后正再负”的空间衰减过程,其影响范围大致在400KM或600KM范围内,而金融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则随距离的增大呈现“W”型冲击,且整体上以负向作用为主,其影响范围大致在800KM内,此外,信息技术水平的发展明显有助于增强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3）提高金融集聚能够改善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抑制作用,但伴随着金融集聚的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却在显著减弱;只有适度的城市规模才能激发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无论城市规模过大抑或过小都不利于金融集聚作用的发挥,但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却不依赖于城市规模的扩张;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强化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但却可以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带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及演进趋势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MinDS模型测算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分析等方法考察其空间格局及演进趋势,并借助分位数回归检验了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下游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明显高于上、中游地区;②城市生态效率的总体差异较大但呈缩小趋势,下游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内差异始终最大,上游与下游的区域间差异最大。随着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公众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系数逐渐下降,是总体及区域内差异缩小的重要原因;各地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和方向不尽相同,为城市生态效率的区域间差异提供了一定解释;③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低水平、高水平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强度相对较大,助推下游、上游地区分别呈现两极分化、多极分化趋势。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低、中、高水平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系数均较小,城市生态效率发生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从而导致总体及各地区均存在“俱乐部趋同”和“马太效应”。本文采用至强有效前沿面最小距离模型对测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有效避免传统DEA模型的缺陷,在对其总体空间差异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分解差异来源,并预测其长期转移趋势,由此深化了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演进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ETFP的黄河流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工业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近10年黄河流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本文采用ETFP（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标准,通过超效率DEA及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并分析2006—2016年黄河流域主要地市及城市群的工业发展水平,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工业发展质量水平参差不齐,总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尤其是山东半岛城市群远高于其他区域;②各地市工业ETFP的近邻效应显著,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征;③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的工业ETFP以年均7.5%的速度递增,分区域来看西部的增长速度较快,后发优势充分体现,东部和中部增速则较缓慢。尤其是,中部地区始终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急需调整产业发展策略,提高技术效率,才能整体推进黄河流域工业的高质量发展。     

城市产业结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东北地区的实证分析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市产业结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主要通过生产技术效率提升和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实现;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技术效率提升和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城市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中性技术进步实现;城市产业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受到技术效率、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中介效应的影响.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