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理论机制的分析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法(IV-2SLS)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FDI、环境规制对我国技术创新及经济发展质量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FDI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FDI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效应等途径和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相比FDI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中介传导途径,FDI的生产率效应机制作用更为明显;技术创新、FDI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且技术创新及FDI均需要跨越较高的门槛条件才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环境规制、FDI与技术创新关系再审视——江苏制造业样本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江苏制造业2004—2013年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环境规制、FDI对企业技术创新在不同行业的差异性以及各分位点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江苏省制造业全部样本来看,FDI技术溢出效应随着企业技术创新条件分布由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处移动呈现倒"U"型特征,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U"型杠杆效应;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言,环境规制技术溢出更多的凸显在补偿效应,而对于清洁生产型行业来说,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抵消效应更为显著,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行业中均有出现,FDI的吸收能力尚待提升。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作用路径及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实现碳减排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采用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得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不仅存在直接作用效应,还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路径间接地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以及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水平越高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越显著;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与碳排放量呈倒"U"型;以FDI作为门槛,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与碳排放量呈"N"型。据此对我国利用环境规制实现碳减排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FDI溢出与区域技术差距的双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我国1991-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差距的“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双门槛效应”,一定的技术水平是充分发挥FDI溢出作用的前提,技术落后地区对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同时FDI溢出的边际效用随技术水平的提高递减,技术发达地区自主创新作用更大。     

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发达的经济区之一,也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应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二者都是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2003—2018年的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及拓展的STIRPAT模型以及环境库兹涅兹(EKC)理论,利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和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方法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工业SO2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回归结果,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与工业SO2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促进了SO2排放,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SO2减排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降低SO2排放,在长三角地区存在"污染光晕"效应,但是环境规制会阻碍FDI流入,减少绿色技术溢出.在样本区间内,人口规模、教育对SO2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创新技术发展,并吸引高水平FDI,加大科技投资,加强绿色研发,提升区域教育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环境污染.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行业低碳发展。文中利用34个中国工业行业2008—2020年数据,对双向FDI进行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并选取技术创新和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来探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技术创新和收入水平在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强度影响中均存在显著的负向部分中介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强度影响中存在双门槛效应,且作用方向为负。因此,要积极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技术溢出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且合理改善收入水平,增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利用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完善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力度,有效推动中国工业结构升级。     

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     

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

为系统梳理双向FDI协调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与机制,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长三角38个城市2011—2020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可以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且这一作用的部分效应是通过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同时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均能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在跨越市场一体化、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门槛变量后,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化条件下,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至较高水平时,环境规制的影响将逐步超过双向FDI协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和各国对"温室效应"日益关注的背景下,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5-2011年中国29个省区的数据,利用非动态门槛面板估计方法,本文从地区人均收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等四个角度,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碳排放存在比较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地区人均收入过高、过低,或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FDI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增加;而当人均收入中等,或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FDI的消减作用则很不明显,甚至会增加碳排放。由研究期内相关因素的变动趋势可知,通过收入门槛效应,FDI增加了中国碳排放,但此种影响逐渐减弱;通过人力资本、研发投入门槛效应,FDI降低了中国碳排放,且此种影响正在增强;通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FDI也增加了中国碳排放,且此种负面影响尚无明显减弱。本研究结论对中国"对外开放"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开放型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和谐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门槛模型的人力资本与区域技术创新研究

选取1986—2010年的面板数据,依据相关理论构建门槛模型并从人力资本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两个角度实证分析我国28个地区人力资本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且在人力资本水平和FDI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分别表现出单门槛和双门槛效应;不同地区间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异明显,各地区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水平和FDI门槛值,人力资本效应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海外人才回流与FDI技术溢出：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海外回流人才在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FDI技术溢出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本文将海外回流人才引入FDI技术溢出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海外回流人才对不同地区FDI技术溢出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海外回流人才引致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检验方法对影响此效应的若干因素及其门限特征进行检验,并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效率及科研投入水平等方面测算了引发海归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基于工业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技术效率的视角对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与中国工业R&D转换效率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而与R&D转化效率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从而支持了FDI的“双刃剑论”;FDI对工业双环节R&D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受碳排放强度、R&D强度的影响,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环境规制对双环节R&D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正效应,“波特假说”成立,预示着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技术创新实现了“双赢”.据此提出,应注重FDI利用的阶段化差异,有效选择与合理引导FDI进入,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如采用环境税、排放权交易、绿色消费等环境规制手段的政策建议.     

食品安全规制的空间效应研究

在分析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实践及历史演化的基础上构建了食品安全规制的空间效应假说,并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29省食品安全规制力度对食品安全状况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跨区域的规制是否存在空间效应分别从直接性溢出、间接性溢出和空间惯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对于食品安全状况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间食品安全规制具有正向的直接溢出作用和负向间接溢出作用,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惯性作用;教育水平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对食品安全规制具有较为显著影响。进而针对性提出,继续完善和强化现有食品安全规制;进行食品安全的跨区域的协同规制;建立地区食品安全规制的长效机制;改善经济发展结构;加强对食品安全知识和技术的宣传和培训等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FDI溢出吸收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门槛效应——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经验分析

运用我国1995²010年省域面板数据,构建Hansen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FDI溢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较高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下FDI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反之,FDI挤出效应明显;挤出效应随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而减弱;东部地区门槛值最高,中西部地区对FDI吸收不够,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效应。     

FDI技术溢出及其区域创新能力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85-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及其区域创新能力“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创新能力“双门槛效应”;1987年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已进入中等创新能力区域,FDI的流入对这些省份都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但由于还未进入高创新能力区域,这些省份对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这为我国坚持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努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以充分发挥FDI对技术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

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绿色发展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呈现“U”形关系,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规避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助推绿色发展提供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