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与减排技术投资下制造企业生产-库存运营

基于经典Arrow-Karlin动态模型研究无碳排放约束、碳税机制、实行减排技术投资3种情景下制造企业生产-库存变化,分析模型数理特性,运用庞特里亚金极大值原理和前向Arrow-Karlin算法求解模型。得出碳税机制下,实行减排技术投资时企业的生产与库存水平最佳。随着减排技术投资增加,企业碳排放数量减少,但存在边际投资减排递减规律。     

基于碳税的政府与企业行为博弈模型研究

在供应链低碳化过程中,考虑到政府拟采取征收碳税的方式对制造企业碳排放进行规制,构建了政府和企业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在模型中综合考虑了产品低碳度、消费者低碳偏好、碳税税率等因素,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从而减少预测误差.第一阶段为政府制定单位碳排放的征收税率,第二阶段为制造商确定最优减排率,第三阶段为制造商确定产品价格.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对制造企业减排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将碳税税率制定在不同水平,企业的减排效果发生很大的改变;碳税对企业的产品价格影响较小,伴随税率的变化价格波动较低.最后,进行了模型的应用分析,为低碳化供应链管理中政府及制造商的战略决策提供技术指导和数据支持.     

基于减排效应的能源类企业碳税政策的优化选择研究

能源类企业是经济中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如何减少这类企业的碳排放量是衡量政府碳税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代表性能源类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在不同的碳税政策情形下,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效应。分析表明：①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效应取决于...     

基于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制造业碳税征收机制设计

应对国际出台诸多严控碳排放量的政策对我国产品生产及发展带来的冲击,以碳税征收机制对低碳产品与普通产品影响为切入点,建立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三阶段博弈模型,以制造业双寡头市场为研究对象,探讨最佳碳税征收机制的制定。研究结果表明:建立的四种碳税征收组合机制对社会总福利均有损失影响,面向生产低碳产品的企业利润角度,应实行高碳税税率低碳税配比政策;面向产品市场需求角度,应实行低碳税税率高碳税配比政策。     

低碳偏好下制造商的碳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制造商主导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分别构建碳税和碳限额与交易模型,研究制造商生产定价和减排问题,重点比较制造商利润随各种政策变量的变化关系。首先,消费者偏好使得制造商选择减排有利,当碳税\碳价格在临界值以内,存在单位产品最佳碳排放量使得制造商利润最大化,而最佳碳排放值与碳限额并无关系;其次,在碳税模型中,制造商利润与碳税成反比关系,而在碳交易模型中情况较为复杂,制造商利润取决于碳价格、碳限额和企业碳排放量,而当碳税等于碳价格时,制造商更倾向于选择碳限额与交易政策;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上述结论。     

学习效应视角下碳税对企业生产和减排行为的影响

碳税既是促进碳减排行为的手段之一,也是影响企业生产的重要因素。首先构建碳税影响企业生产和减排行为的基础模型,并进一步将学习效应纳入研究框架;接着在理论上剖析碳税与学习效应对企业生产和减排行为的影响;最后通过算例做进一步分析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生产期内企业的产量和碳减排量主要由碳税决定;碳减排经验积累形成的学习效应可以增加碳减排量,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企业减排的积极性。     

符合环境规制下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进的演化博弈分析

在符合环境规制下,运用演化博弈论研究了企业节能减排技术改进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所获得的市场增长率及掠夺采用现有节能技术企业市场份额越大时,企业双方改进节能技术的概率越大;政府提高节能技术改进的补贴系数及碳税税率对企业节能技术改进行为产生正向激励;现有节能技术碳排放量越大及改进后节能技术碳排放量越小均利于节能技术的改进;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所支付的综合成本越小及现有节能技术带来的收益越大,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概率就越大,反之企业改进节能技术概率就越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培育绿色市场、增加节能补贴以及实施碳税政策等方面提出激发企业改进节能技术的政策建议。     

碳补偿机制下企业生产减排决策研究

为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纳入碳补偿机制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建立了该机制下双寡头企业面临排放权随机需求时的生产优化决策模型,分别得出无碳补偿机制以及纳入三种不同比例上限的碳补偿机制下企业最优生产减排策略。结果证明纳入碳补偿机制对社会总产出和企业净化处理量能产生影响,其中,按碳补偿占企业总排放量的比例确定的比例上限为最优选择。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说明了模型应用,并采用灵敏度分析模型参数对企业最优化决策的影响。     

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通过引入碳税,分高、中、低3种税率以及生产性碳税、消费性碳税两种碳税形式,共6种情景对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碳税的征收可以有效地减少CO2排放,在高税率下较不征收碳税可减排1141-2132万吨,总产出及国内产品供给不降反升,进口增加,复合品需求增加,主要用于满足投资需求;企业的投资及资本需求增加,替代了部分劳动需求,生产压缩导致企业收入减少;劳动需求下降引起居民收入下降,而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居民消费下降;政府收入中碳税和进口关税的增加抵消所得税下降部分略有剩余,政府收入增加.碳税的征收有效地降低了高碳含量的能源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也对非能源部门造成一定的影响,玩具体育娱乐用品、针编织及其制品、基础化学原料、皮革羽毛制品、文化办公用机械、日化产品、纺织毛织服装等制造业部门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而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元器件制造、建筑业、仓储业、汽车制造以及林业等部门所受的正面作用较为明显.     

不同税收返还机制下碳税征收的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MCHUGE模型),采用在生产环节征收渐进碳税的方式,设置了碳税不返还、所征碳税用于降低要素所得税、所征碳税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所征碳税用于补贴企业消费者四种模拟情景,对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模拟结果表明,采用税收中性原则,亦即将碳税收入用于降低其它税收时,宏观经济受损程度均低于将碳税收入作为一般财政收入时宏观经济的受损程度;从减排的角度出发,不采用任何税收返还方式时减排效果最好;综合对经济的影响和减排效果来看,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企业消费者是最优的税收返还机制.能源产业以及高能耗产业的产出会因为碳税的开征而下降明显,劳动力密集型的低能耗产业受益比较明显.     

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比较研究

在创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其收益大于其他类型的创新活动。本文在传统的A-J模型框架内,引入低碳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系统分析了碳排放税、碳排放标准、减排补贴和碳排放许可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选择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每一种环境政策工具都存在一个最优水平,但其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和经济效益有所区别。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市场机制完善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选择低碳技术创新;而鼓励导向的环境政策工具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工具组合,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其脱钩效应——基于时变参数C-D生产函数的分解和测算

中国平衡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键在工业。本文引入时变参数C-D生产函数修正LMDI分解法和Tapio脱钩模型,实证分析2004—2019年中国工业及其分行业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与脱钩动态。结果发现：①除了能源强度下降持续促进碳减排外,各个年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工业行业结构、技术进步、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碳排放影响方向和强度均不稳定;样本期间能源强度下降的累积碳减排作用最强、能源消费碳强度的作用次之,资本存量扩张的碳增排作用最强、劳动投入的作用次之。资本存量对工业碳排放的分阶段累积影响具有明显的先促增后促减再促增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投入的影响变化正好相反。②得益于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和劳动投入碳减排作用增强,碳排放与工业增长正从弱脱钩向强脱钩变化,采矿业和电热燃水业由连接或负脱钩向强脱钩改善,制造业由弱脱钩向强脱钩改进。因此,强化制度设计与政策调控,引导工业投资调整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并放大技术进步的碳减排作用,有利于在推动工业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协同。     

减排视角下企业的最优研发与补贴

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研究了减排目标下企业的最优研发水平、最优研发补贴和最优污染排放税收。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污染排放税收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量的提高;研发补贴不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排挤效应",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需控制在社会可接受收的范围内,否则,企业的生产活动会被政府停止。     

基于STIRPAT模型的工业研发投入对碳排放影响效应分析

以中国35个工业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STIRPAT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分别探讨研发投入对工业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别行业的碳排放效应.结果 表明,在各个阶段,研发投入对促进碳减排均具有积极作用,且在2011-2017年间更为显著;对于不同行业,对于重度和中度排放组,研发投入对降低碳排放量均为显著影响,其弹性分别为-0.041和-0.018,而对轻度排放组,增加研发投入时,碳排放呈现增加的趋势.另外,劳动力规模是当前工业碳排放最明显的推动因素,而提升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不同类别行业之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中国省域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利用IPCC碳排放系数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2006—2015年间中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西藏外）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省域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碳排放“热点区”集聚在渤海湾、华北平原等区域;②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溢出效应;③经济规模扩大是造成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量增加的首要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其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④资源禀赋水平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强会促进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正向空间溢出,导致邻省碳排放增加,而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度提高、外商投资增加,则有利于邻省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减少。因而,在高碳制造业碳减排过程中,各省应突破省域界限,形成联动协调机制,通过优势互补、打破技术创新瓶颈,突破原有认知锁定,解锁不合理产业政策,在完成碳减排目标的同时实现整个工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能源政策的区域碳减排效应

评估能源政策的区域碳减排效应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对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的效应评估;其次,将能源政策分为开发型和节约型政策,评估了两种政策的减排有效性和持续性;再次,通过构建含有交互项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能源政策对区域碳减排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禀赋情况将区域划分为东中西和能源贫富区展开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①能源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在经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其中,节约型政策的当期减排效果更好,而开发型政策的减排持续性更强。②技术创新在能源政策的碳减排作用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提高能源政策对碳减排的积极效。③能源政策的碳减排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可依靠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政策的碳减排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政策碳减排效应不显著;能源富集区可在产业和能源消费的结构效应下发挥政策的碳减排作用,能源贫乏区的政策需与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发力。研究结论对中国能源政策制定和碳减排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碳税政策下基于供应链视角的最优减排与定价策略及协调

鉴于众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研究了碳税对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和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本文首次从供应链的视角建立了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模型,分别讨论了碳税政策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二氧化碳减排和定价策略,以及税率对单位产品二氧化碳减排量和销售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碳税政策下单位产品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和销售价格不仅依赖于碳税税率,还与其初始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供应链的决策方式有关。此外,碳税政策下分散式决策存在"双重边际效应"问题,于是通过两部定价合同实现了供应链的完美协调。最后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验证了相应的结论,并就如何提高供应链的减排效率给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碳排放量约束下的企业碳管理流程体系构建研究

2016年中国将建立全国性碳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正在从宏观治理向微观减排逐步过渡。企业作为减排主体,在运营过程中将面临碳排放量的限制,而国内外企业碳管理相关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成果。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企业碳管理部门主导的,包括企业碳盘查、碳决策、碳信息披露三个板块的企业碳管理流程体系,以期帮助企业完成履约责任,实现减排成本最小化,在低碳革命中完成企业转型。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

本文将IFDI与OFDI作为一个系统,测度其耦合协调水平,作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指标。在Copeland-Taylor的分析框架下创新性地引入双向FDI协调发展,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基于2004—2016年中国碳排放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从时间和空间的二维视角,揭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具有空间上的显著关联和时间上的路径依赖,区域协同、长期治理是实现碳减排的关键;传导机制检验表明：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规模效应为正,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为负,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主导地位是双向FDI协调发展表现出减排效应的根本原因。     

经济增长与减排视角下电力行业碳峰值预测

基于2000-2015年中国电力行业数据,利用递阶LMDI法分解出电力碳排放的九个影响因素,得出人均GDP贡献度为正向最大,对碳排放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生产结构贡献度为负向最大,起抑制作用。根据影响效应的大小,利用情景分析法设置出九种不同的情景模式,借助STIRPAT模型进行建模,对不同情景下电力碳峰值进行预测与分析。结果表明：基准模式（中增长中减排）下,碳排放量在2030年达峰,峰值为494058万吨,但高于2030年的目标排放量;如果火力发电占比一直处于65%以上,仅靠经济增长速率的降低,无法出现峰值,电力碳排放处于持续上升状态;优化电力生产结构,降低火电占比,有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完善CCS等减排技术,能够在不降低经济发展速率的情况下实现2030年达峰的目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