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路径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对自然垄断行业开始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改革举措。从各国对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的路径看,主要经历了从规制到放松规制的变迁过程。每次变迁都蕴含着各自合理的动因。通过分析规制变迁的内在机理,我们发现自然垄断特性是规制的重要原因;当自然垄断特性弱化时,应该对自然垄断行业放松规制;值得强调的是,放松规制并非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的结束,却恰恰是再规制的起点,再规制治理机制的建立对我国当前自然垄断行业的进一步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激励性规制理论与实践及对我国电力产业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后期激励性规制模式被引入到电力产业中,并在很多国家的应用中取得了成功。我国电力产业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输电和配电领域引入竞争。本文在对激励性规制理论和实践简要地分析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了智利和英国电力产业的规制政策,并提出了我国电力产业输配电领域管制应注意的问题。     

透视公用企业的政府规制

随着技术进步、分工发展和组织变化,市场竞争机制已逐步进入我国公用事业领域。公用事业不仅盈利稳定,而且市场广阔,蕴藏无限商机。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政府规制对公用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公用企业政府规制的进一步完善已迫在眉睫,重塑公用企业的政府规制也愈显重要。本文将从政府规制经济学理论入手,结合我国公用企业政府规制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公用企业政府规制的改革与重塑做出深入讨论与阐释,并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规制改革之路:从自然垄断到可竞争市场

本文通过对自然垄断产业的再认识,认为政府规制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其所标榜的预期目标,反而带来消费者和社会福利的净损害。因而。放松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是当前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同时认为,可竞争市场理论是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可竞争市场与有效竞争是改革的最终目标。针对中国电信改革的现状。认为改革已走入了一个误区。并提出疑问。     

我国盐业规制与盐业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历来重视对盐业的管理,盐业管理体制也历经变迁。我国现行的盐业规制效果如何,各项规制措施是否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对我国现行盐业规制体制和主要的规制措施的分析,得出就规制效果而言,现行的盐业规制体制还存在很多弊端,改革势在必行。     

环境规制政策演变对中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学术界做了大量关于环境的研究。但鲜有文献说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变化对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此,文章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2种政策类型和2004—2016年中国27个省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SFA)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和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都对医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了"激励效应";在投资型环境规制中,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医药制造业创新产出有正向作用;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对医药制造产业的创新作用不显著。     

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探讨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企业宽裕资源对政府正式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对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此外,组织知识惯性对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效果。     

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07-2018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双重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呈“U”型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不一;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体现在高级化而非合理化上,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门槛模型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会由于科技创新水平高低变化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不同影响。     

国外天然气产业规制改革研究

国外天然气产业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国外发达国家的天然气产业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规制体系,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文章对其在改革过程中经验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对中国天然气产业规制改革有所启示。     

规制机构成员影响规制效率的路径研究

从利益机制的视角,基于规制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行政管理理论等理论,在对国内外关于规制机构成员对规制效率影响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指出规制机构成员会通过其特征、经济报酬、政治报酬对规制效率产生影响,构建了规制机构成员影响规制效率的路径图,并通过实证检验了影响路径的显著性。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本文分析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探索式和开发式两种技术创新方式的权变影响.通过匹配多重来源数据发现： 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有助于刺激企业从事探索式创新,而对开发式创新的激励不明显.进一步地,作为政策或规则解读和执行的主体,地方官员和规制机构会显著影响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以官员更替刻画的规制不确定性会减弱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刺激效应;以与规制机构打交道时间刻画的规制“官僚化”同样会削弱环境规制的正面效果.本文不仅丰富了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的前置因素研究,而且解释了有关环境规制与创新关系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环境规制、内生创新努力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利用我国47个化工行业企业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选取内生创新努力作为中介变量建立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并将企业规模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过程中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呈非线性,且呈“U”型变化;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内生创新努力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内生创新努力在其中起到了正向中介作用;同时,企业规模对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的不断改革,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于我国经济以及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且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     

规制与放松规制的度——从对电信业的规制来看

规制与放松规制历来是众多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规制太多则导致行业无效率,完全放松则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讨论了规制与放松规制是否存在度的问题,并把这一问题放在电信业来讨论。     

环境规制下的政府投入对工业行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考虑到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运用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3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投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污染行业的创新效率远低于清洁行业。政府投入对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增加研发前的政府投入能够显著地促进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研发后政府投入的作用较小;污染行业政府投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强度日益趋严的背景下,采取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是可行之路。     

环境规制何以影响海洋产业效率？——基于科技创新与FDI的联合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增加了环保成本投入,改变了生产要素结构,势必影响海洋产业效率。利用DEA-BCC模型对2001—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海洋产业效率进行测度,构建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探讨科技创新与FDI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科技创新和FDI联合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降低海洋产业效率;科技创新和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关系产生影响,且二者的调节作用可以互相补充。在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FDI仍可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影响,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各沿海省市应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并不断吸引优质FDI,缓解环境规制的约束,以达到环境保护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双赢,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何以影响海洋产业效率？——基于科技创新与FDI的联合调节效应

利用DEA-BCC模型对2001至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份海洋产业效率进行测度,构建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探讨科技创新与FDI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科技创新和FDI联合调节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降低海洋产业效率;科技创新和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关系产生影响,且二者的调节作用可以互相补充。在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FDI仍可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影响,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提供可能。各沿海省份应通过加强提高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并不断吸引优质FDI,缓解环境规制的约束,以达到环境保护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双赢,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制与放松规制的度——从对电信业的规制来看

规制与放松规制历来是众多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规制太多则导致行业无效率，完全放松则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讨论了规制与放松规制是否存在度的问题，并把这一问题放在电信业来讨论。     

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品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创新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依赖于环境规制本身的累积程度,会表现出非线性的U型关系,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创新呈现U型关系,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强度还未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此外,依据企业污染程度分行业来看,重度污染行业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轻度污染行业的右侧,即重度污染的企业需要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因此,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规制与创新的关系,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并且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对不同行业企业实施差别政策,使环境规制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R&D创新效率

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在考虑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2004-2010年间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虽然,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强度与R&D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环境污染程度较小和R&D强度较高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R&D创新效率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企业金融化与研发创新——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驱使下,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日趋收紧,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2）环境规制通过减弱企业的逐利动机,降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3）数字金融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外部资金支持,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效果,并协同环境规制不仅缓解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还降低企业的逐利动机,因而能更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因此,要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应坚持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同时发挥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功能,以优化企业内外部资金的合理配置,推动我国企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