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谀"而不"迂"——唐代碑志"谀墓"再论:以韩愈为中心

历代对唐代碑志是否"谀墓",聚讼纷纭,莫衰一是.实际上"谀墓"乃是碑志作为一种文体内容上所固有的特点.韩愈、柳宗元等唐代文人撰写碑志的态度是慎重的,对人物的叙写基本符合史传"实录"精神;虽然部分碑志对墓主有些不太过分的溢笑之辞,但大多数墓志是"谀"而不"迁",更不滞于一端,表现出传记文学创作的独特艺术价值;唐代碑志是否"谀墓",需从当时的社会风尚、墓主家人的心理、墓志铭的文体特点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个性等多方面加以考察,对其应给予"同情"之理解.     

试论唐代碑志对汉魏六朝碑志的发展与超越

碑志萌芽于先秦,定型于汉魏六朝.碑志定型后形成相对固定的形式: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墓主的籍贯、世履、德行以及身后境况等,形成"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局面.以韩愈、柳宗元等优秀作家为代表创作的唐代碑志,在对汉魏六朝碑志发展与超越的过程中体现出如下特点:"行文言道,人人殊面";"澹宕多奇,不类旧常";"记事书法,必无所苟";"情之至者,流为至文";"文从字顺,词必己出".     

宋代富民问题断想

贫民和富民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历史"不能只写一面",富民问题无疑属于宋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富民包括大富、中富和小富,他们并非一概"为富不仁"。既不能"见富民就骂",也不能"见富民就捧"。在小富者当中,以勤劳致富者居多。两头小,中间大,"豪横"或"长者"都不是富民的主流。"富民社会"这一概念有待进一步厘清。"富民养活穷人"、"富民是主要纳税人"等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情。不能把劳苦大众排除在外,片面地将富民视为唐宋社会的中坚力量。     

“谀”而不“迂”——唐代碑志“谀墓”再论：以韩愈为中心

历代对唐代碑志是否＂谀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谀墓＂乃是碑志作为一种文体内容上所固有的特点。韩愈、柳宗元等唐代文人撰写碑志的态度是慎重的,对人物的叙写基本符合史传＂实录＂精神;虽然部分碑志对墓主有些不太过分的溢美之辞,但大多数墓志是＂谀＂而不＂迂＂,更不滞于一端,表现出传记文学创作的独特艺术价值;唐代碑志是否＂谀墓＂,需从当时的社会风尚、墓主家人的心理、墓志铭的文体特点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个性等多方面加以考察,对其应给予＂同情＂之理解。     

"心识古人源流,随时通其变化"--试谈韩愈革新碑志祭文一体的成就

韩愈革新碑志祭文文体,其百余碑志祭文中,人物"一人一样",行文"篇篇不同,达到绝妙之境界.其惊人的文学成就,突破了历来碑志祭文文体成规旧例,为文富于变化,写法不拘一格,在我国古代众多同类文学中独树一帜.     

“范党为是,吕党为非”刻板印象之形成——以庆历党人碑志为中心

由于范党党人碑志的存世数量多于吕党,范党成员也在碑志中常常以受害者的口吻表达了"范党为是,吕党为非"的意向,加之范党党人碑志融入正史并随文集流传,在这样的史料记载下,使得后世读者逐渐形成了"范党为是,吕党为非"这一刻板印象。这一印象作为史家主体意识对史学研究有着消极影响。     

拘守与变通:清代碑志义例的抉择

清代碑志义例进入了一个摧陷廓清时期,其中夫妇合葬之墓题、称谓的"连身数"与"离身数"是当时聚讼纷纭的两大问题。清人本着"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的原则确定碑志义例,并以求真品格对当时创作中不合义例之处或延续前人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碑志义例是注重文例的典范,其探讨风气甚至波及其他文体。     

陆游碑志隐讳技法琐谈

大诗人陆游，还是一个撰写碑志的高手。封建时代，撰碑的“润笔”收入丰厚，但这活并不是人人都能干，即使能做到情并茂，也往往难处理真实性的问题，为后人留下“谈基”的话柄。陆游三为史官，深知“隧碑”之作对修史的价值，因此撰写的碑志大都坚持“质实”的原则，也有某些地方做了隐讳处理，但隐讳有别于“谈基”。     

创意立法 超然独鹜——论欧阳修碑志创作的成就及其对北宋文学革新的意义

<正> 我国碑志文学的产生由来已久,然而成就卓异者当推宋代古文家欧阳修。方苞云:“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①方氏将欧阳修与韩愈并提,说明欧公的碑志创作足以引起我们注目。欧阳修一生所撰碑志甚丰,《庐陵欧阳文忠公全集》中《居士集》有墓志六十九篇,墓表十四篇,碑铭十一篇,墓碣二篇。《外集》有志     

唐《杨弘嗣墓志》典故语考释八则

用典是古代碑志文的常见现象。典故语言简义丰、典雅庄重,于词汇史、汉语史、文化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探求典故来源、破解用典之意,是正确考释典故语的关键,也是词语研究和碑志文献整理的难点。论文对唐《杨弘嗣墓志》中的"月树之明""家禽之对"等典故语试作解析,旨在为解读该志文提供帮助,也为碑志典故语、汉语词汇等研究提供参考。     

蔡邕碑志文体刍议

在汉帝国长日渐落的余晖中,蔡邕创作的碑志文无疑是其中最绚烂多姿的绮霞。由于受时代风气影响,蔡邕的碑志文虽然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的谀墓之弊,但从艺术成就上,已具备固定的形式和完备的体例,并且章法谨严、语言古朴典雅庄重、句式工整、趋于骈偶化,且在内容上多化用典故,从而开创了后世碑志文体的固定体例与语言风格,在碑志文体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论韩愈碑志文对前朝成就的扬弃(上)

碑志文成就最大的要数汉唐二邕(蔡邕、李邕)与庾信。蔡邕是碑志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庾信是第二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李邕是第三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庾信的碑志文,主体是用骈俪文构成。无论体制,还是内容,都是一次变革和飞跃。三人的碑志文,对韩愈的碑志文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使韩愈成为碑志文发展的第四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韩愈对前人碑志文创作成就的扬弃,“兼收并蓄”,既有袭旧,更有创新。突破文体的规范,给碑志文赋予了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韩愈的碑志文也有不尽人意之处,给后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奇崛险怪;在内容实质上,表现出谄谀不实。这是韩愈表现在创作实践中对于前人碑志文在语言形式和内容实质两个方面的不当扬弃。     

韩愈碑志文的“变体”风格

韩愈的碑志文在思想内容上以弘扬儒学精神为核心,在文体特征上则改骈体为散体,使用清词丽句,文笔流畅生动,特别是引入传奇小说的笔法,强化议论抒情,这就使得其碑志文情感浓郁、气势充沛,写人记事灵活生动,精工传神,呈现出明显的"变体"风格,影响深远。     

元好问借碑存史的书写策略

元好问有意借碑志文以存金代的史实,他巧妙地借助碑志文的既有体例叙述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抒发史家之议论;他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外貌、言语和动作,使碑志文中的人物更加鲜明生动;他采用互文手法在碑志文中囊括重要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元好问在借碑存史的同时,并未模糊碑志文与史传的文体界限。     

郁达夫笔下的汤溪

<正>郁达夫笔下,涉及汤溪的有两处。一是《杭江小历纪程》,提及杭江铁路的路线:"自钱塘江右岸西兴筑起,经萧山、诸暨、义乌、金华、汤溪、龙游、衢县、江山,乃至江西之玉山,计长三百三十三公里;又由金华筑支线以达兰溪,长二十二公里。"那是1933年11月中旬的事,郁达夫受杭江铁路车务局的邀约,"去浙东(古时分两浙东路与两浙西路,以浙江水系为坐标区分)遍游一次,将耳闻目见的景物,详告中外之来浙行旅者"。当时,"通至玉山之路轨,已完全接就,将于十二月底通车",同时"路局刊行旅游指掌之类的     

“雄峙千古”——论韩愈碑志的杰出艺术成就

韩愈碑志灵活结撰,自铸新辞,刻画了许多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善于在碑志的篇章结构上求新求变;往往打破常规,求"奇"求"异",以奇文写奇人奇事;突破一切文体的界限,在行文中注入现实情感,以应用之文抒怀言志,以传状之文叙事摹物,赋予其文学之美、情感之真,使之焕发出动人心弦的奇情壮采。     

“心识古人源流,随时通其变化”——试谈韩愈革新碑志祭文一体的成就

韩愈革新碑志祭文文体,其百余碑志祭文中,人物“一人一样”,行文“篇篇不同,达到绝妙之境界。其惊人的文学成就,突破了历来碑志祭文文体成规旧例,为文富于变化,写法不拘一格,在我国古代众多同类文学中独树一帜。     

“心识古人源流，随时通其变化”—试谈韩愈革新碑志祭文一体的成就

韩愈革新碑志祭体，其百余碑志祭中，人物“一人一样”，行“篇篇不同，达到绝妙之境界，其惊人的学成就，突破了历来碑志祭体成规旧例，为富于变化，写法不拘一格，在我国古代众多同类学中独树一帜。     

小说对韩愈碑志散文的影响

唐以前的碑志在不断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了呆板而固定的格式。中唐韩愈一扫传统墓志死气沉沉的局面,根据塑造人物性格和创作的需要,或吸收人物传记的手法,或将传奇志怪因素融入碑志创作,丰富了其艺术内涵,人物形象也更加的丰满,使这些碑志成为一篇篇生动的人物传记。     

漫谈宋代文人的碑志创作观

始于东汉,流行于南北朝的碑志文,到了唐宋之世蔚为大观。一些稍有名气的文人,几乎都写过碑志。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陆游等都是碑志创作的大家。碑志文的兴盛与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碑志也渐渐突破原来只记录墓主世系,罗列生平资料而进一步发展成传记文学,有关碑志创作的理论也渐渐丰富起来。研究这些理论,有利于我们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