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关联与品牌价值——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

本文采用《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中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将政治关联划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两种类型,实证检验了两种政治关联形式对品牌价值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形式对品牌价值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品牌价值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品牌价值提升;相反,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从而降低品牌价值,且技术创新在该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认识政治关联在中国企业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提升其品牌价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低碳经济与企业科协工作

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发展方向。作为低碳经济的主要践行者,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低能耗、高能效发展。企业科协组织作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应将团结和动员科技人员加强研究,促进企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为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新能源和节能产业,促进传统企业低碳化提供科技支撑。     

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团队环境注意力视角

基于2016-2020年重污染行业中的110家上市企业数据,以高管团队环境注意力为中介变量,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通过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考察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在媒体关注推动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高管团队环境注意力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政府补助的增加不仅会提高在媒体关注压力下高管团队配置在环境保护上的注意力,同时也在高管团队环境注意力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转化的环节中起着关键的正向调节作用,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水平。研究结果可为媒体的环境治理效应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路径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一种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模型的构建

构建了一种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模型,提出政府征收污染排放费并提供新技术补贴,企业交纳排污费并积极采用新技术,从政府和企业两个维度实现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从技术创新角度,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了污染排放定价的一个有效区间。结果讨论认为,政府通过对企业污染排放合理定价并征收费用是促进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排污税、拍卖的排污许可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企业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无关。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发现,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价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都成正相关;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上,若政府不控制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数量,则排污税和拍卖的排污许可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而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政策效果最弱;若政府能对可交易排污许可数量进行有效控制,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转型——以沪深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为例

以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不同企业转型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行业内转型企业,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起推动转型作用,同时,技术创新增强了环境规制的影响;对扩张型转型企业,环境规制有促进作用,但技术创新对其并无影响,也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制订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     

环境税与补贴政策组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政府补贴与环境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环境税、政府补贴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环境税、政府补贴以及技术创新系数为正,说明环境政策组合以及技术创新与企业利润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企业应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环境政策,响应国家政策方针,同时也要革新企业自身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以及排污水平,使企业能达到在提高利润率的同时也降低污染的双赢的局面。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确立——情境、内涵和政策

本文从三个亟待厘清的理论命题出发,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问题的中国情境作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确立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机制。文章提出在市场化进程中,企业确立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创新体系围绕企业而不是政府运转;在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确立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本国企业成为全球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主体;转变政府职能是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确立的关键,在政策工具选择上要以完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为主,减少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     

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重污染企业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其积极的环境行为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明确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以重污染企业为调查对象,从文献研究中提炼出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利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认知和企业财务状况5个因素会对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而企业存续时间、企业规模和市场及公众压力3个影响因素未通过假设检验。最后针对如何进一步强化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减排视角下企业的最优研发与补贴

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研究了减排目标下企业的最优研发水平、最优研发补贴和最优污染排放税收。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污染排放税收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量的提高;研发补贴不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排挤效应",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需控制在社会可接受收的范围内,否则,企业的生产活动会被政府停止。     

控制机制对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关系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对环境规制和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调查问卷法、探索型因子分析法和SPSS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概念模型论证了控制机制、环境规制和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内部控制机制影响下,财务控制正向调节环境规制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之问的关系,而战略控制因环境规制政策的不同,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会不同.这反映出内部控制机制在调节企业环境规制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关系中担当着重要角色,本研究以期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内部管理和未来发展以及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有所裨益.     

企业技术创新与政策环境

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企业技术创新涉及的各类环境因素的改善又是和国家政策对其调控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它不但调控着其它环境因素的状况,同时也影响着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的运行机制。体制、计划、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也往往同政策联系在一起。因此,改善政策环境,是改善国营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环境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董事绿色联结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董事绿色联结关系在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纽带作用，回答企业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与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异质性调节作用，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并购为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具有绿色联结关系的董事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的绿色技术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以及高竞争度行业更为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对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U”型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进行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重大决策时，应重视董事绿色联结这一非正式制度，并准确判断市场动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董事绿色联结的作用，推动企业实现更高效的绿色发展。     

技术创新、政治关联与政府创新支持:机制与路径

对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机制与路径的探索或许是解决当前政府创新支持是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争论的蹊径。为此,本文以广东省173家企业为样本,对企业技术创新、政治关联与政府创新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考察企业性质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尽管整体而言企业技术创新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政治关联来获得政府创新支持,然而进一步分析表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路径仅在良好的制度环境或非国有企业情境下才有效。无论在何种情境下,政治关联构建都是企业获取政府创新支持最为重要的直接路径。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碳交易政策增进企业意义导向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创新是驱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技术创新的意义导向逐渐从一般性视角向绿色、低碳等生态视角转变,“环境保护”成为低碳技术创新的本质意义。碳交易市场兼具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在“双碳”愿景下对增进企业意义导向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二元合法性”为理论视角,基于2010—2019年碳交易试点八大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和媒体环境关注在其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提高了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水平,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在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当企业履行反应型环境责任时可能存在“迎合效应”,其中介效应不显著;媒体环境关注能够正向调节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关系,其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与碳交易政策协同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     

基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环境工具的最优选择——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及离散计数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往关于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研究都是基于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不能对环境政策工具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进行明确的比较与排序。有鉴于此,本文首先采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基于上海市相关数据,对排放标准、排污费、补贴及排污许可证,四种环境政策工具进行比较与排序。研究发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与政府对该产业施行的环境政策工具从补贴、排放许可证、排污费到排放标准的选择概率成反比;产业集中度、技术创新与政府对该产业施行的环境政策工具从补贴、排放许可证、排污费到排放标准的选择概率成正比。其次,本文通过模型预测发现,上海市各产业目前实际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与预测环境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差异,并得出各产业的最优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最后,通过离散计数数据模型得出,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都有正的激励效应,其排序为：补贴、排污费、排污许可证、排放标准。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选择最优环境政策工具提供决策依据。     

公众环境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式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被动实施绿色行为,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如公众环境关注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利用熵值法从企业财务、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4个维度构建企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公众环境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性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在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能够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基于制度结构的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动力评价

基于制度结构影响和作用的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机理,结合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动力模型,构建了基于制度结构的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动力模型.利用AHP法对指标体系进行权重计算后,对云南铜业集团、联想集团以及中兴通讯收集数据并对其持续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得出制度结构是影响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动力的最主要因素,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企业家管理制度、人才资源管理制度以及技术创新管理制度是企业增强持续技术创新内部动力的最主要驱动力;此外,政府政策支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也是影响企业持续技术创新外部动力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