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运用植物新品种制度保护中药材新品种权

善用植物新品种权法律机制拓展植物药药源,正在成为我国医药研发机构和中药材种植者的迫切任务。中药材新品种权必须按照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的程序由专门机构认定。一旦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权利人可通过4种方式实现其利益。熟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种类、构成要件和认定办法,为保护中药材新品种权所必需。     

UPOV联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基本格局及对我国的影响

本文利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权威数据，从植物新品种权总量及增速趋势、各国品种权申请和授权在国内与在国外的分布结构、授权保护的品种结构、世界种业十强掌握的新品种权份额及中国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接轨等多方面，系统分析了当前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格局。通过跟踪了解植物新品种权的国际发展和竞争动向，进一步分析了发达国家科研育种及品种保护的先发地位对我国种子企业经营和新品种培育的影响，提出有效构筑我国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对策建议。     

网店和实体店并存型双渠道供应链的联盟模式选择

在考虑网店和实体店并存的情况下,构建了不同联盟模式下制造商、网店和实体店间的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联盟模式中批发价格、网店零售价格、实体店零售价格、市场需求量、网店利润、实体店利润、制造商利润和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变化趋势;同时证明了基于Shapley值法可以设计出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保证制造商、网店和实体店利润在整体联盟模式中实现Pareto改进。研究结果表明,在缺乏公平的合作机制时,制造商、网店和实体店各自偏好于不同的联盟模式,供应链整体利润不能实现最大化;基于Shapley值法设计的利润分配机制是保障自愿合作,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浅析植物新品种保护与植物专利保护的区别

我国现在既有《专利法》对植物新品种培育方法进行保护,又有《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二者在保护对象、保护条件及审批程序等方面都有不同要求。     

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意愿与实施行为的调查——基于湖南的数据

利用2014年初对湖南省农民222份调查问卷,综合运用归纳总结和频数统计法,实证分析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的交易意愿与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基本情况,对农民购买采用植物新品种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交易市场,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UPOV公约下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技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为调动植物育种者的积极性,发达国家率先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各具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总结了国际上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主要形式,比较了专利保护与UPOV公约的区别。分析了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实施以来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进一步完善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建议。     

基于改进Shapley值法的企业战略网络收益分配

合理的网络收益分配机制是网络成功的关键,对维持网络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引入了区间值模糊支付Shapley值法,对战略网络的收益进行分配。由于企业的收益往往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波动,因此区间值模糊支付Shapley值法较之经典Shapley值法更符合现实。应用区间值模糊支付Shapley值法不仅体现了分配的公平性,促进企业合作的意愿,维持网络的稳定,而且促使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增强在网络中的谈判能力。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历史演变与经验启示

摘 要：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农业知识产权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之一,研究影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迁的供求因素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梳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现状基础上,总结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不同时期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特征,进一步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美国、日本、欧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经验。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要素和植物新品种相对价格的变动引致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产生;育种技术进步和新品种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政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美国和日本、欧洲的法律渊源不同,但各国法律和新品种规范性行为准则的改变促使政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不断调整;政府对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设计成本和制度安排实施的预期成本越低,越有利于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推行。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建设应适应农业发展、主动保证科技型种业企业规模发展的需要,提高法律位阶、有效完善品种鉴定与检测认证的法规体系,落实司法保护、加大种业知识产权法定范围内惩罚性赔偿等政策启示。     

后TRIPS时代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中国路径

在简要回顾世界和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后TRIPS时代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进而提出后TRIPS时代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路径选择的几项建议.     

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对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申请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农业育种科研机构和种子公司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进行了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对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申请数量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创新主体进行品种权申请的积极性与多个因素相关。但植物新品种权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与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新品种的申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从健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坚定品种权执法、加大政府研发投入、建立国家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制造服务导入下同质汽配供应商合作效应分析

摘要：为探讨汽配供应多样化模式下供应商成本优化问题,在Lotka-Volterra模型基础上建立利益增长模型,分析了制造服务企业与多供应商的合作效应,以Shapley值法分析利益分配模式,提出了一种多汽配供应商与制造服务企业合作模式,并结合示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供应商利用服务外包,制造服务企业实施专业化分工,可以实现对多汽配供应商价值链的优化,有利于降低供应商运作成本,促进总体利益的增加,制造服务企业对增加的总体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参与合作的各成员的利益均得到了提高。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博弈的团队知识共享利益分配研究

知识共享的协同效应促使团队成员为获取更大的整体效益而采取积极的合作策略,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同时更关注各自在团队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获得的共享收益。本文通过DEA博弈模型,根据团队成员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子,建立团队知识共享度评估指标,使用改进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得到贴近度最高的团队类型,通过计算Shapley值得出成员在团队内部知识共享的边际贡献值,最后通过实例计算证实该方法是可行的。     

研发支出资本化对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本文从价值相关性的角度探讨了2007年中国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从费用化到有条件资本化的改革对会计信息估值角色的影响。本文利用价格模型和回报模型,采用双重差分(Diff-in-Diff)的方法,并使用四种定义来判断公司是否受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支出资本化之后,公司的会计信息更能反映公司的价值,而且这种提升主要体现在会计质量低的公司样本以及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这意味着研发支出资本化提升了会计信息的估值功能,具有积极的经济后果。     

基于网络DEA和Shapley值的产学研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将合作博弈方法与网络DEA相结合,构建合作前和合作后的效率评价模型,证明该博弈是超可加的,并采用Shapley值分配合作收益,对中国30个省区市的产学研科技创新系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产学研创新主体中任意两方合作或三方合作时的产学研科技创新效率高于或至少等于合作前的产学研科技创新效率,且在大联盟状态下,系统效...     

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对农业技术创新主体投入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51家农业育种科研机构和42家种子公司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进行了植物新品种权制度对农业技术创新主体投入行为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创新主体进行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与多个因素相关。植物新品种权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与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从界定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加大政府公共研发投入、建立国家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期权-博弈方法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利益分配中的应用

将期权和博弈作为整体方法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多方利益分配问题。根据各投资阶段的期权种类并基于实物期权的复合性,采用三叉树期权定价模型评估不同合作方式下项目的复合实物期权收益,运用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期权收益如何在各主体间进行分配。采用初等无穷小量阶数估计以及随机分析法求解得到的三叉树期权定价模型,考虑战略决策和管理柔性的价值,与Shapley值法结合并改进该方法在分配合作剩余时忽略风险的不足,并确保按各方贡献程度划分收益。     

知识产权、农业开放性对品种创新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2000-2015年植物新品种创新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品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农业开放性程度指标,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借助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对区域品种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对区域品种创新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两者的交互项则存在抑制性效应。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开放性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不同区域品种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中,东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品种创新具有一定阻碍作用,农业开放度及交互项的消极影响不显著;华东地区农业开放性相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且交互项的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华中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及其两者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据此,从知识产权保护及农业开放性的角度给出提升区域品种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逻辑及使用权资本化路径

“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打破旧有宅基地制度壁垒,并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战略互为起承,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有助于盘活乡村沉睡资产;在“三权分置”制度逻辑下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是加速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全面提升乡村聚落功能和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利益共享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法梳理了宅基地改革阶段与产权细分过程,明晰宅基地属性外延,分析宅基地资源资产化与资产资本化的内在机制;从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的缘起和内涵解析、制度的外部环境、制度的多元主体和制度的绩效4个维度,解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逻辑;梳理“三权分置”制度下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的选择逻辑和现实困境,提出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路径。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本化需要匹配不同地域乡村的不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提升农村社会经济效益与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