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述评

近年来 ,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在一些问题上尚有分歧 (如学科名称、学科对象等 ) ,研究中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应进一步加强党史史学史方面的研究 ,完善党史史学史研究体系和编撰体例 ,重视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     

俄罗斯史学研究的“帝国热”和帝国史流派——近年俄罗斯史学转型的重大问题

在最近20年,俄罗斯史学研究出现了帝国转向。一方面,帝国研究热伴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内政外交变化而出现,其中不乏国际学术界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它又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俄国内部帝国史研究的持续推进相关。这种帝国史流派不仅影响到俄国政坛,而且还演变为主流历史书写。在此基础上,新帝国史也脱颖而出,试图"磨掉"意识形态烙印和东西方差异。     

进路:“反思”特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思,史学史的反思更为深层。新时代史学呼唤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通过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判,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将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     

“环境解释学派”述评

“环境解释学派”是西方心智史学(intellectual history)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研究思想和观念的历史时,应该把思想和观念与环境(environment)联系起来,用“外在的”(external)环境来解释“内在的”(internal)思想和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美国史学家比尔德、帕林顿和柯蒂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拟以他们为中心评述一下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     

常州学派史学思想研究

常州学派出现于封建社会末期,其成员并不都是常州籍,由于学者们已习惯于将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合称为常州学派,故而我们沿袭这一术语。常州学派的学者们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针对时弊,主张经世致用,扭转乾嘉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对晚清以来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常州学派的产生背景及原因;他们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以及常州学派所信奉的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等问题注意得不够。为此,我们不揣鄙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澳大利亚学派“体裁教学法”述评

澳大利亚学派的“体裁教学法”为体裁教学理论研究领域三个学派之一,较之其它学派有其独特的优势：坚实的理论基础、显性的教学原则、明确的教学目地、完善的教学模式、明晰的教学步骤等．对澳大利亚的语言教学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它许多国家的语言教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对该派教学法进行多视角评介,并探索其在我国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前景将有着重要意义。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正主持人语:新年伊始,今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题第一辑向读者奉献4篇文章。前两篇,是有关20世纪学术名家的治学风范和学术成就的论述。后两篇,则是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两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的论述。2013年10月22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先生,以102岁高龄在北京溘然长逝。侯先生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因参加禹贡学会,本科毕业后留校作顾颉刚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研究,是近年来很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其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何以在很早就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断巩固,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联系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什么？自先秦至当代,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经历过哪些不同阶段,又各有什么特点？出身于汉族的人物和出身于其他兄弟民族的人物分别作出过什么贡献？历史文化认同推进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发展和巩固,最终形成居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其中又存在着什么规律性？凡此各项,都属于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问题,对于深化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总结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从而作出新概括、新表述,都是极有意义的,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中国在晚清时期陷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境地,经过人民大众不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20世纪一步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并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一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今天我们正处于民族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仍然面临国内外各种困难复杂的局面,要应对各种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开展历史文化认同课题的研究,就能为今天提供宝贵的教材,因而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文化认同与蒙元历史发展》一文,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蒙元史时期文化认同的发展阶段、演进特点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提出了诸多创新见解。比如,划分“大蒙古国的建立及其对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认同与大蒙古国的转型”“元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为三个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民族文化认同特点的阐发,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作者提出,成吉思汗政权采用的“两翼制”,是对古代匈奴民族设左右贤王制度的继承（不独蒙古,中国古代其他兴起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均沿用不辍）。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同样是继承了草原游牧政权文化的传统。因此,蒙古的崛起,是与它对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相伴随的。这就证明,中华文明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古往今来是相映成辉的,而蒙古对北方草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样应视为中华多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大蒙古国又通过金与西夏输入了中原文化的传统。作者的上述创新见解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剑桥中国辽金与西夏金元史》的作者也认为,蒙古人“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应的程度。他们熟悉‘中国的’制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正主持人语:本期专栏刊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论文4篇,都是视角新颖、颇具创见之作。《试论传统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学术关联》一文,重点论述如何以环境史这一新视角,来重新认识、评价清初历史地理学名著《读史方舆纪要》的价值。作者认为,环境史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从学术发展的源流考察,当代环境史家所关注的重大问题,诸多可从传统历史地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主持人语:民族史和20世纪学术史是近些年来学界一直讨论的"热点"。本期专栏组织了程妮娜教授、赵永春教授等学者撰写的3篇文章,分别对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张博泉先生学术成就卓著,被学界誉为中国第一位专门致力于金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张博泉先生与辽金史研究》一文,首次系统地论述张先生的治史成就和学术地位。文中指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丛书受到学术界好评

<正>反映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部分成果的四本专题论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丛书,于200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史学界同行的关注和好评。     

“新皮亚杰学派”:近期研究进展与走向述评

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自皮亚杰逝世以来“新皮亚杰学派”的研究进展 ,并对其未来走向作概略的展望。研究方法的突破 ,理论框架的创新 ,富有希望的发展趋势 ,使新皮亚杰学派在世界范围内跻身于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的前列     

环境史学与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史”研究

环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美国的环境史学比较发达,我国国内的环境史学也有一定进展,这是区域环境史研究的有利条件。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体而言比较薄弱。了解并运用国内外的环境史学理论,采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正确的方向,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史研究大有可为。     

“《古史辨》学派”与中国20世纪史学的主流学派

王元化先生的《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 12月版 )是那种将垂诸后世“立言”不朽的学术著作。其中收载《与友人谈古史辨书》一文 ,文中说道 :“近有一想法 ,学人多钻研海外诠释学 ,而对于两千年来前人注释未加注意。倘将两千年来前人注释 ,爬梳整理 ,总结其成败 ,对今后传统文化研究定有极大帮助。……我相信 ,在此基础上 ,或将在《古史辨》学派后开创一新方法、新境界。‘五四’以来 ,《古史辨》在我国所形成的主流学派达数十年 ,其功固不可没 ,但今天其病多已暴露。”这段话是王元化先生谈“对今后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路 ,…     

文化转向后的史学研究

新文化史是历史学经历了文化转向后研究领域和方法转折、蜕变的标志,社会史和传统思想史在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冲击和援助下转向文化分析和意义解读,其基本形式与走向引起史学研究者们持续的反省与思考。     

中华“史”的发端和史学思想

一、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史书。古宁“尚”通“上”,“书”本义“史”,故王充说：“尚书者,上占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主任为瞿林东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为龚书铎教授。中心成立于2000年1月，同年11月被教育部批准为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目前下设四个研究室，即史学理论研究室，中国古代史学与史学理论研究室，中国近现代史学与史学理论研究室，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室。     

史学史研究之管见

史学史研究关键是要选择好课题 ,并注重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 ,利用好各类资料 ,并以其研究成果贡献社会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代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