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方志述论

明代是徽州方志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这时徽州府邑正式方志的修纂蔚然成风,专志编撰门类多样,志书编纂理论日益丰富,为清代徽州方志编纂热潮的到来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徽州谱序分类探究

明代徽州谱序随着家谱的不断重修、增修而变得越来越多,同时,也随着家谱被族人们较完好的保存下来而得以流传,其包含内容繁多,而且对于徽州谱序的分类研究情况,目前在国内外鲜有人涉猎,因此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所以本文尝试从谱序的修撰时间、所撰家族的范围和撰写者三个方面人手,对明代徽州谱序进行分类探究。     

动态视阈下明代徽州家谱体例嬗变探析

作为地方文献,家谱是记载家族中发展重要情况的历史文献。家谱中的体例更是家谱中的灵魂和核心,体例的变化和发展,对家谱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明代徽州家谱中的体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更是具有代表性和可研究性．     

简析明代徽州谱序的发展概况

国有正史,地有方志,家有家谱。家谱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发展等与家族相关内容的历史书,而作为家谱前具有概括定论性质的部分,谱序就成为了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现今徽州地区保存下来的大量谱序对研究谱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探析徽州谱序发展概况对明代徽州家谱的研究和谱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代徽州文献学家程敏政

程敏政为明朝徽州文献学家,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编纂和刻印了许多理学著作及历史文献,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     

明代徽州进士的处世思想初探

明代徽州进士在社会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方世家大族尚礼教、负气节的遗风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宗族教化的影响,使得徽州进士不但清廉自律、刚正不阿,也使他们在为官时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同时,他们的学术和思想也极大地影响和引领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推动了区域文化圈的形成。     

明代涟湖徽州鱼商研究

明代淮安府境内涟湖的徽州鱼商已出现了举家迁徙,定居贾鱼的现象,按资金多寡和营运方式来看,大致分为行商与庄贾两类,经营活动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季节性.到万历十一年,其在涟湖地区的活动至少有百年之久.明代涟湖地区便利的交通,与淮北盐场密切的联系,以及淮安府内本地人不善经商的风俗等,都为涟湖徽州鱼商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明代徽州“四大墨谱”

“四大墨谱”是指明万历年间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和《潘氏墨谱》。 《方氏墨谱》6卷,方于鲁辑,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绘图,黄德时、黄德懋等镌刻,万历十七年（1589年）方氏美荫堂刊本。共收录方于鲁所造名墨图案和造型385式,分国宝、国华、博古、法宝、洪宝、博物六类。雕刻精美,线条细如毫发,纤丽逼真。     

明代徽州“四大墨谱”

“四大墨谱”是指明万历年间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和《潘氏墨谱》。 《方氏墨谱》6卷,方于鲁辑,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绘图,黄德时、黄德懋等镌刻,万历十七年（1589年）方氏美荫堂刊本。共收录方于鲁所造名墨图案和造型385式,分国宝、国华、博古、法宝、洪宝、博物六类。雕刻精美,线条细如毫发,纤丽逼真。     

明代徽州契约文书所见“中人”报酬——兼与清代的比较

对“中人”致酬事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习俗,广泛而普遍存在。通过对明代徽州契约文书的整理和分析得出:明代徽州“中人”的中资占比多在2%左右,大都不超过5%,中资占交易总额比值浮动较大,中资的支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自明至清,给付“中人”的报酬类型逐渐从实物、钱物混杂变为几乎全部以银钱方式酬谢,“中人”报酬占交易总额的比值逐渐形成一种定例,中资平均水平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清代总体高于明代,清中后期高于清早期。     

明中晚期的徽州社会秩序及儒家伦理价值整合

明朝中晚期,徽州底层社会动荡不安。在对失序的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官府通过革新诉讼制度,将国家权力再次渗透到基层社会;富于士大夫精神的行政长官励精图治,抚恤受灾百姓,推行乡约,神道设教,以儒家纲常伦理价值规范社会秩序,以民间信仰约束百姓行为;乡绅牺牲自我,提倡克己复礼,整齐风俗,凝聚地方人心,维持地方秩序。儒家传统价值在时代的变局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清初徽州的里编制和增图

清初徽州各县和明代一样,里的增减现象持续着。特别是康熙三十年祁门县一共增加了3个里。但方志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个事实,《清康熙四十二年词卷》保存了康熙二十六年到三十年间围绕祁门县的增图文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文章首先对清初徽州各县里制的变动,特别是以祁门县为中心进行整理,然后借此对当时祁门县里增加的具体契机和情况进行考察。在清初的徽州各县,里的增减虽不时反复,但从整体上来看不过是局部性的变化,里制的变动看起来是在最小化的范围中进行的。里的增减无可争辨地表现了里甲制原本带有的不稳定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增减变动的事实本身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的里甲制具备一定实用性。     

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

明清徽商在从商经营之余,以各种方式来消遣余暇,或怡养情性,或注重品位,或显示风雅,或追求风流,或夸示豪富等等,体现了该时期徽商士商合流、雅俗合流的趋势和特色.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     

论明清徽州官民游居环境的保护意识与措施

基于相关文集、方志、游记、家谱等史料,对明清时期徽州官民的游居环境保护的意识与措施进行研究。结论显示：徽州官民对树木山场、龙脉水口等自然资源和黄山、齐云山等旅游名胜地的保护措施,既体现了徽州笃信风水、尊宗敬祖的文化传统,也展现了徽州民众尊重自然、和谐发展的旅游伦理思想。同时从侧面说明,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徽州人地关系的不断紧张、民众求利思想的强化,徽州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客观事实。     

明清徽商与汉口

明清时期汉口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的“纲盐”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大批徽商到此经商。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徽商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提高汉口的知名度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的主观因素

明清贞节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时期,明清时期徽州节烈现象与其他地方相比,尤为突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清节烈风气特别是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形成的原因,但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主观因素。其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对贞节伦理的守护、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困窘生活的逃避以及留名传世的愿望等几个方面。明清徽州这种突出的节烈现象是贞节观念的强化,国家与徽州地方宗族所制定的各种相关制度和采取的措施,并结合女性自身的因素,共同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明清时期徽商在嘉兴的活动

明清时期,嘉兴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商业和市场异常活跃。徽商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帮之一,在嘉兴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徽商的活动,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其市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沟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推进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和推动了当地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徽商在嘉兴经营活动,为徽商的资本积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