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有李普曼吗?

在某次会议上,有位新闻界的朋友曾经呼吁:中国要有自己的李普曼。李普曼是一位在全球新闻界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期间,他因为给《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专栏文章而名震遐迩,特别是他那些有关外交事务的评论更是脍炙人口,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说,在五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的“冷战”一词,便是由李普曼发明的。后来在新闻界,“李普曼”便成了专栏评论作家的代名词。我想,那位新闻界朋友的意思大概就是希望中国要有著名的专栏评论家吧!后来,在一叠文件堆中看到某高层领导的讲话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名编辑和名评论家。     

兢兢业业培养新人

巴金同志在《致〈十月〉》一文中这样写道:“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送到读者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和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又说:“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不能团结好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这话说的多么恳切,且又语重心长! 编好出版物,提高书刊的质量,一心一意为他人作嫁衣,这     

“家”的贬值谁之责?

近来,不少人都感受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崭露头脚的歌唱演员只灌了两盘磁带,就很快被人称作“歌唱家”;一个只演了几部电影的演员因获得一次“×角奖”,不久就被人封之为什么“表演家”;一个初涉文坛的小说作者只发表了几部中篇小说或剧本,也很快被人冠以“青年作家”的头衔,等等。大概是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吧,于是呼吁:如今的“家”太多了、太滥了、太不值钱了! 本人也有同感,于是引起深思“家”者,自成一家也。一个在某一专业上没有较深的造诣、独特的建     

浩然劝人学“傻”

作家浩然针对一些人把文学当作发财之路、将圣洁的文学殿堂搞得乌七八糟的现状,对晕头转向的业余作者说：“我劝你学一点愚昧的‘傻气’……对文学事业的理想目标,要自信,咬住青山不放松!”浩然亦是这样的“傻”人,曾坦言：“现在好多作家搞推销,把作品变成商品,我学不来,干脆不学。”     

我的自白

《我有一个夙愿》(见《编辑之友》1987年第一期第86页)一文写得多好啊!它道出了多少个严肃的文字工作者的心声和愿望!作为一名小小的编辑,我也举双手赞同并参加这一呼吁。不过,鉴于目前的状况,我觉得“出版一本无错的书!哪怕是出版一本无错的杂志也好。”但愿望和要求可能走高了一点。还是提“刊出一篇无错的文章吧!”大概来得现实一些。可惜的是,就连这样的低要求现在也不一定能达得到的。不信,就拿《我有一个夙愿》这篇呼吁     

速读

“我做好事,第二天就要让全世界知道。”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呼吁更多的人参与慈善事业。     

神奇的童话世界——读《中国童话界·新时期童话选》

一打开《中国童话界·新时期童话选》,不由自主地沉醉于那个童话世界里去了。编辑、出版、发行这样大部头的书是要有胆识和气魄的,更要有编辑和作家的高手,不只在数量上,更重要的在质量上。那么,这部外观“庞然大物”的童话选,它的内涵究竟如何,不值     

把自个儿埋起来

由记者而作家,由名记者而名作家,在世界在中国都是一条路。许多人正是这样走着,许多人是这样走过来。然而一个是“作”,一个是“记”,相去较远。近些年这二者的距离,常令我反侧辗转。作家重在自个儿“作”,把生活嚼细,咽下去,消化掉,再吐出来,“作”成文学作品,“作”成形象、情节、故事、冲突。而记者不然,重在“记”,记下哪儿有那么一档子事,记下航天飞机掉下来,记下赵紫阳在记者招待会上满怀信心地展望中国改革。如此等等。我以为读作家的作品,理所当然地感受到一个作家自个儿。小说、报告文学如此,诗歌、杂文、散文尤甚。“我欲乘风归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自个儿”就摆在明面上。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作家的“我”也是明摆着的,焦大若登临泰山,未必有“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再如鲁迅杂文、巴金小说,即使没露出一个“我”字,读者也是始终可以感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作家自个儿。     

行走的深度、魅力及其它——非虚构对“走转改”的启示意义

“行走”,是非虚构创作的坚实基础,也是作者应当坚守的精神信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所有优秀的非虚构作品,都是作者坚韧不拔地“走”出来的。非虚构开山之作《冷血》是这样,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是这样。中国作家张正隆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100万字的《雪冷血热》之后,其最大的感叹也正是：“《雪冷血热》是用脚走出来的!”     

《庐山会议实录》随笔

读鲁迅者定会有这样的印象:鲁迅喜爱的古典作家,除了屈原、庄子之外,首先应推司马迁。他对《史记》的评价是如此之高,赞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作为“史官”的司马迁确实是“千古一笔”,他在《史记》中把帝皇反复无常、杀戮功臣和贪功好淫的流氓嘴脸以及一些将相大臣们贪污残民、倾轧陷害的形象刻画得何等惟妙惟肖!     

不要乱封头衔

一位青年作家跟我讲起这样一件事,他在赴美考察之前,某晚报记者写了一篇千余字的访问记,竟有三处不妥和失实,弄得他很难堪。第一处是说这位作家是“寻根派”文学的“首领”,他深表反感。且不去考证当代中国文坛到     

不要乱封头衔

一位青年作家跟我讲起这样一件事,他在赴美考察之前,某晚报记者写了一篇千余字的访问记,竟有三处不妥和失实,弄得他很难堪。第一处是说这位作家是“寻根派”文学的“首领”,他深表反感。且不去考证当代中国文坛到     

也谈报纸新闻求短

“新闻求短”,说来已成“耳茧”之谈。早在1946年,胡乔木同志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呼吁“作文要短些、再短些!”他认为:新闻的五分之四要在500字左右,这对读者、作者都是大解放。这个观点提倡了几十年,到了八十年代的今     

作家萧军谈新闻语言

“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不同,要简而明.语言的力量,不在于华丽,而在于朴实,准确,新闻语言越朴实,越准确,越能令人信服。”“报纸的对象是读者。读者各种各样。文化水平不一样,有的还是文盲。虽不能读,但能听,语言不朴实,如何去听!”“我打个比方,报纸就象演戏.看戏的,有老头子,老太太,还有小媳妇。戏要抓住人,就得有趣味。所以我说,新闻语言还要有趣味。”“新闻记者就是作家。作家要在语言上下功夫,记者要有文学素养,否则当不了记者。有的记     

话中有画

“中国将出现5000万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 中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高达116.9,人口专家呼吁,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象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     

八路军改编纪实

(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共中央7月8日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     

谈谈《包法利夫人》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这儿来听我胡说八道。基本上，我是属于一个在书房里的作家，不常以这样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其实我挺紧张的。确定我今天讲的题目，有一段渊源。前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一个中法文化交流，和一个法国作家探讨一些文学的问题的时候，那位作家突然冒出一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算什么东西!”这句话经过了翻译，仍然是法语，却让我很震惊。我想不是她出了问题，就是我出了问题。为什么对一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的经典，一个法国作家如此贬低它，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却下意识地要维护它？我想其中涉及的不是不同国别的文学观，而是不同的写作者的文学观，她也许不用多谈她不喜欢的理由，我却有必要谈我喜欢的理由。     

“书镜中人”的镜中画像

我心目中理想的作家传记．不是一部巧妙伪装的编年史表,它在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部“作品”,与所撰写的作家作品风格相一致的戏谑仿制品。这样看来,写一部理想的作家传记异常艰难,它要求立传者不仅要与作家本人有着同等的智慧,同时还要有观察作家生平各式事件的超脱感。为博尔赫斯这样的人物立传,本身就是讽刺。原因之一在于博尔赫斯一生过的基本是停留在时间原点的书斋生活;之二则是博尔赫斯本人有一套知名的关于时间的“迷宫”学说。1930年,博尔赫斯为阿根廷通俗诗人埃瓦里斯托·卡列支写传记时,写过这么一段话：“一个人想从另一…     

读书拾零

从卫建民先生的文章中得知,三联书店以素雅闻名的“叶雨”的封面设计,原来出自范用先生的手笔.“叶雨”,想是“业余”的谐音罢.中国出版家自己设计封面,大约是有历史的.有时候,书坊印书,哪里有什么专门的美术编辑!鲁迅先生的很多书,封面就是自己设计的.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其典雅、洁净几成三联风格的代名词,见到很多作家,学者都在文章中提到:愿意出一本这样风格的书.其实它也简单得很:在纯白的封面上,斜放一张有作者手迹的稿纸,左下角一个展卷坐读     

高校“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

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评论,呼吁高校教师避免在课堂上“抹黑中国”.①该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支持者认为,高校教师是大学生的领路人,“师恩深重、师责重大”,其言论、学术自由应该有界限.而反对者则认为,该文“上纲上线”,有抹黑高校教师之嫌.这场争论的背后,是高校教师在校园里拥有的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传播学上称为“意见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