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婆”与“红颜祸水”——谈“四大奇书”女性角色

明代＂四大奇书＂男性话语权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中的女性角色定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传统观念之下,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被程式化了,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这四部小说中,形成了＂男人婆＂和＂红颜祸水＂两大形象系列。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以《公案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她包括了中国去的新客、与华人通婚的番人、华人与华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和华人与番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吧城华人社会中,女性的观念和地位等都与中国国内有很大不同。文章根据对《公案簿》中相关案件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特殊的群体。     

当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刻板化形象——影像的社会认同

当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有着深刻的刻板化倾向：英雄化、妖魔化和无名化。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来看,该现象是美国主流电影制作者作为一个群体寻求社会认同和集体自尊的结果。通过全球化的影视传播,该现象不仅影响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也影响了华人在全球影像中寻求话语权的定位。     

晚清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文章通过对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李恩富《我的中国童年》、黄遵宪《逐客篇》以及佚名作者《苦社会》进行文本细读,梳理了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他者）和中国（自我）的几种模式：容闳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分别被建构为文明和落后的形象;李恩富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则分别被描述为纯粹的＂异＂和诗意传统的中国形象;在《逐客篇》和《苦社会》中,美国和中国则主要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约的种族主义国家或苦难的中国形象。晚清旅美华人对＂他者＂和＂自我＂的文学想象,奠定了后来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和中国的几种模式。     

黑人女性的自我成长之路——对简妮·克罗福德的成长之路简析

《他们仰望上苍》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赫斯顿的代表作。作者在作品中引入话语概念,解析了女主人公——黑人妇女简妮从＂失语状态＂到＂发出声音＂,最终争取到话语权力,达到自我成长的过程。从一个侧面描绘了一个黑人女性争取生存权、反对种族歧视、男权主义的曲折成长过程,从而开启了探索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先河。     

从电视媒体中看女性话语权及形象塑造的缺失

随着世界东方的崛起,话语权的西渐东进,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女性话语权。然而,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播者,电视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却存在着种种缺失,践踏了女性的话语权,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我们加以探讨、反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浅析《女勇士》形象的杂交性

汤亭亭在其处女作<女勇士>中成功地改写了花木兰的故事,借此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华人女性形象--女勇士.这个女性形象具有现代西方女性的独立性和反抗性,同时也保留了某些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呈现出典型的后殖民杂交性.该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中的中国女性的刻板形象,同时也表达了汤亭亭对中国父权文化和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压迫的反抗.     

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

从呼唤女性话语权力、重建女性话语系统、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影响的焦虑三方面描述和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书写中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 ,指出能否利用西方话语资源 ,建构全球文化语境下的本土女性话语体系 ,实现女性写作的话语自立 ,是女性文学走出尴尬与焦虑的关键所在     

从传统女性极端化形象到现代女性解放

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塑造得过于偏激,可以说是走上了两个无法交汇的极端：或是赋予女性一个冰清玉洁、端庄高贵的形象,甚至将其推到女神的高度;或是把女性塑造成红颜祸水、恶妇淫妇的形象,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使得女性失去了本身固有的色彩和气质。这种极端化的女性角色定位,是男权社会男性话语权的必然呈现和男权意识的自然反映。女性解放不仅仅意味着＂男女平权＂,女性解放和女性自身的思想观念、经济的解放以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分不开,它的终极目的是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和谐发展,从而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进步。     

论茅盾都市新女性形象创作的重大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茅盾作品中的都市新女性形象创作填补了文学史上的空白,其笔下的时代女性沐浴着＂五.四＂文化运动之后开启的新思潮,以迥异于传统女性和初具现代思想萌芽的准现代女性的鲜明个性特征,尤其是获得了社会话语权而具有典型意义。回顾传统女性形象带来的审美疲劳,结合茅盾特有的都市认同感、对寡母的崇敬和其所持进步女性观、中西合璧的文学素养,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茅盾能将时代女性纳入审美视阈。立足对《蚀》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茅盾对时代女性毫不掩饰的偏爱和男性作家少有的宽容,总之,茅盾笔下的女性系列形象因其最具文化内涵、认识价值、研究深度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同化与异化：《永安月刊》与上海女性生活变迁（1939-1949）

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当时迫切要求改革而又分不清改革步骤主次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形成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即将一切与社会问题有关的因素都视为至关重要,于是出现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诸多主张。婚姻和家庭问题正是在这一思维模式下被提到了较高的位置,成为社会变革所力图清理的首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国传统士绅社会的瓦解,近代上海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中西思想碰撞激烈,其现代性特征不断显现,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的蜕变进程在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加剧。然而近代中国女性生活不可否认是对西方女性生活的摹写,但这并不妨碍它具备自身的特点。     

“差序格局”中中国女性语用策略的文化探源

差序格局强调社会的等级差别,中国女性在这一特殊社会结构中,有其规定的社会角色,语言受到制约,在语言交际中礼貌和面子起指导作用,为维护相应的地位和身份,女性常采用面子管理语用策略、赞扬恭维策略、谦虚策略、同情策略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中的人伦与等级观念,＂礼＂的制约,＂父权主义＂的文化定型,社会性别角色差异等影响了女性的语言策略。     

《喜福会》中女性话语权的挣扎与回归

女性在争取自身话语权及其社会权利的过程中历经波折与磨难。在封建社会,女性处于一种完全的失语状态,即使到了标榜民主和平等的美国社会,她们依然受到歧视,话语权受到极大地压制,但她们从没有停止过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影片《喜福会》中四位母亲及其女儿们在争取话语权道路上的跌宕起伏,真实再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话语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的压制、挣扎与回归。     

新加坡双语教育与华人语言习惯和态度的变迁

新加坡双语教育制度的变迁改变了华人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中英语的使用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从语言态度而言,70%的华人认为英语＂最有用＂、＂地位最高＂,认为华语＂最有用＂、＂地位最高＂的人约占14%。由此可见,新加坡华人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双语教育的影响。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严歌苓,作为一位长期旅居美国的华人女作家,对两个国家都有着深厚的了解。她素以书写女性形象见长,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两类:身处中国社会的女性和移民美国的华人女性。本文以这两类女性形象作为切入口,来看不同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独特魅力。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话语权的体现——以电影《公爵夫人》为例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女性话语也有所提高。把性别、语言和话语权三者结合在一起,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女性话语权的逐步获得,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     

从日本报纸用语看九十年代日本女性——兼谈中国宋文化对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日语中不仅有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在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针对女性的大量词汇。从报纸中该类词汇的使用频率,可以体察出当代日本女性的真实社会地位。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词汇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文章从复合词——＂男性＂＂女性＂构成的复合词——在日本报纸上的使用频率,分析当今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中国隋唐文化特别是宋文化对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女勇士》中的“花木兰”

受福柯、德里达等人学说的影响,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克服了传统女性主义的弊端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其推崇的权利—话语观、反二元对立,并对男女差异的新的阐释,深层挖掘了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从而为女性主体建构拓展了新的空间。《女勇士》塑造的新的＂花木兰＂形象虽然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花木兰形象,但它在建构女性话语权、颠覆男/女二元对立范式及以女性自身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体等方面体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要旨。     

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萧红在小说中通过细致的笔触和生动的描写充分刻画出一个个以＂传统道德和礼教习俗＂自律的女性形象,这也显示出萧红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对萧红小说中自律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剖析,并将造成自律女性悲惨命运的思考延展到民族、阶级话语之外的领域,追索更复杂的悲剧原因,同时探究其塑造的自律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     

争夺一席话语之地——浅谈女性主义文学现状

当下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有了更多的思考,尤其在文学中有了她们自己的想法扣方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于许多女性去努力构建女性文学,由此出现了“身体写作”。它的初衷是对男权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以争夺话语权力。但它没有达到预先的目的反而又成了男权文化的俘虏,这一现状需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认真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