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由竞进到退让的历程

晋宋之际 ,政局多变 ,已趋于衰落的门阀士族积极投身政治运动 ,期冀在新王朝重振家声。随着刘宋皇权的日渐加强 ,统治者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种种限制、打击措施 ,迫使他们不得不从竞进转向退让 ,一步步退出了权力中心     

晋宋之际陈郡谢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及其境遇

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士族。东晋中后期,由于以谢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的军政功业,其家族在门阀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成为一度具有执政地位的“势门”。在晋末宋初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陈郡谢氏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门阀意识,采取了颇具个性的应对之策。出于高门士族的文化观念,谢混弃刘裕而助刘毅。谢灵运虽有入世之心,但不改任诞名士的本色,“倔强新朝”。谢晦虽能顺应潮流,佐命新朝,但终被视为异己。诸人皆以悲剧告终,给其家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谢氏虽有如谢景仁等之务实合时,谢澹、谢瞻、谢弘微等之谦抑顺世,但终究人才不盛,在一些精英人物相继凋零后,其家族政治与社会影响日益式微。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     

晋宋之际士庶消长与玄释消长

晋宋之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士族权力有所降低，庶族(寒人)权势有所提高，出现了士庶消长的局面。与此相应在思想领域，玄释合流中出现了玄消释长的情况。     

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能否充分融合,决定着他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乡族集团,从而能否在南方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有关东晋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往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近些年来新发现了若干墓志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分析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在是否与南人联姻,是否以侨居地为籍贯,是否将居地和葬地置于侨籍所属之侨州郡县内这三个关键问题上,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和中下层士人的情况有所不同。高级士族未能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充分融合;而京口地区的中下层士族却程度不同地在以上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这既印证了传统文献中的若干记载,又大大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为东晋末年高级文化大族逐渐丧失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并执掌国家政权,找到了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     

道家思想与晋宋山水诗

文章通过分析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晋宋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方式以及他们的山水诗中所表现出来尚真的审美追求与“山水 玄言”的结构模式等特点,探究道家思想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     

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晋宋山水诗兴起的成因探究

江南自然地理环境、山水审美意识的崛起、山水旅游的勃兴是晋宋山水诗兴起的主要原因。晋宋之际山水旅游审美特质表现为开拓性和探索性,并以此奠定了中国山水诗写实基础;山水旅游是生命情怀全身心地投入,于是诗人笔下的自然景物获得了灵卷飞动之性,兴会标举之妙,气韵生成,机趣盎然,标志着晋宋山水诗正式步入艺术殿堂,奠定了后代山水诗审美风格。     

东晋士族政治中的桓氏与何氏家族

谯国龙亢桓氏与庐江灊县何氏是东晋时期的两大侨姓士族,但桓氏大起大落,何氏则绵延不绝.造成他们兴衰历程迥异的原因,可以从两家的家族根基、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几个方面来探讨.对比考察两家的兴衰之迹,以有助于对东晋士族政治的理解.     

论魏晋士族的真我性情

晋战乱之际,门阀党镧之争中繁盛了中国文化史中一个特殊阶层——士族,魏晋名士在乱世中求生存,逐渐形成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这种表现反映了对个人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对后世也有影响。     

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宋辽、宋金两对王朝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先后长期并存.在不断的政治冲突和双方综合势力博弈对比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以和为主的地缘政治关系.澶渊盟约和绍兴盟约规定了宋与辽、金的外交定位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两宋与辽、金在国书的往来以及交接礼仪等外交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之处,充分体现了宋与辽、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宋金曲之曲体及曲调

曲体实兴自两宋与金,宋初的歌舞大曲、传踏,犹是词曲同流而难分,而“异流”分途的标志则是俗曲子“缠声”即缠令的出现,而缠令、缠达、唱赚、诸宫调是南北曲的滥觞。通过翻阅大量文献的考证辨析,可以初步认定宋金曲体中曲牌共309体,《董西厢》应为宋人所作而非金人所作。词与曲虽皆源于唐曲子,但后来的发展,“实分两途”。     

宋人所记金初“太子”辨析

金初很多宋人的典籍中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五位“太子”,他们分别指阿骨打健在的五子:宗幹(斡本)、宗望(斡里不)、宗尧(宗辅、讹里朵)、宗弼(兀术)和宗隽(讹鲁观).但金朝在熙宗以前谙班勃极烈为储君,故这五位“太子”并非中原王朝的储君皇太子.金初这些太子的称谓一般是和郎君连称,这是女真人沿袭辽朝的贵族称谓,且又凸显太祖诸子与一般贵族的不同所致,反映了金朝初年女真人对于中原制度的不甚了解     

两晋、刘宋统治益、梁政策之异同

晋武帝在徙民、削州刺史之权同时,还在益梁实行奖拔蜀人的用人政策,东晋控制益、梁后,则摈巴蜀人士于统治集团之外,导致谯纵之乱。刘宋政权除排抑蜀人外,还加强了控制,造成蜀中人才断层。     

南宋初年宋金西线战争双方的战略意图

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战争中,遥渐形成了东、中、西三大抗金战场,并涌现出了岳飞、吴(阶)、吴(磷)兄弟等众多著名抗金将领.其中西线抗金战场意义重大,西线作战有效地牵制了金军南下的军事行动,为南宋王朝守住了四川,力保全蜀,粉碎了金兵意图通过秦岭进入四川进而对南宋进行战略迂回包抄的企图.本文就宋金西线战事,主要对攻守双方的战略意图做一探讨.     

魏晋人性自觉对宋代女作家的影响

宋代女作家十分推崇和景仰魏晋名士清高孤傲的气节和潇散自然的风度,深受魏晋人性解放的影响,表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觉醒。她们勇敢地冲破礼教的束缚,在男权中心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刻画了自我独具个性的叛逆形象,创造了古代女性文学的辉煌成就。     

宋（金）元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攀过隋唐的顶峰,从宋(金)元开始走向衰亡,但音乐的发展却呈现巨大的转折。本文主要从市民音乐的发展、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的成熟三方面阐述这一阶段音乐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说明宋(金)元时期的音乐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宋金元哲理诗探论

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