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与刘宋宗室内乱

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东晋士族门阀政治日趋衰落,皇权政治逐渐复兴。但门阀士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皇权依靠的重要势力,他们与新起的庶族、宗室等力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的争夺。细绎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可以发现门阀士族的身影活跃其间。可以说,在宗室内乱中,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是一味重要的催化剂。     

晋宋之际陈郡谢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及其境遇

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士族。东晋中后期,由于以谢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的军政功业,其家族在门阀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成为一度具有执政地位的“势门”。在晋末宋初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陈郡谢氏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门阀意识,采取了颇具个性的应对之策。出于高门士族的文化观念,谢混弃刘裕而助刘毅。谢灵运虽有入世之心,但不改任诞名士的本色,“倔强新朝”。谢晦虽能顺应潮流,佐命新朝,但终被视为异己。诸人皆以悲剧告终,给其家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谢氏虽有如谢景仁等之务实合时,谢澹、谢瞻、谢弘微等之谦抑顺世,但终究人才不盛,在一些精英人物相继凋零后,其家族政治与社会影响日益式微。     

孟昶事迹及其死因考

孟昶是两晋之际南迁北人之后裔,世代侨居京口,其父官至中护军,当属于尚武之将门次等士族阶层。在高门士族社会影响下,孟昶在文化上表现出钦羡与效仿高门名士的心理倾向。孟昶曾投身刘牢之北府军团,后为高门代表桓玄收编,因不得桓玄重用,返归京口,参与组织反桓玄、复晋室的活动,功绩卓著,义熙间官至尚书仆射。作为北府元勋之一,在相关人事安排与军政方略上与刘裕存在分歧与冲突,以致义熙六年最终被逼自杀。     

以我心知他心与众心——“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扬州学术，贵在通博——孟昶事迹及其死因考

孟昶是两晋之际南迁北人之后裔,世代侨居京口,其父官至中护军,当属于尚武之将门次等士族阶层。在高门士族社会影响下,孟昶在文化上表现出钦羡与效仿高门名士的心理倾向。盂昶曾投身刘牢之北府军团,后为高门代表桓玄收编,因不得桓玄重用,返归京口,参与组织反桓玄、复晋室的活动,功绩卓著,义熙间官至尚书仆射。作为北府元勋之一,在相关人事安排与军政方略上与刘裕存在分歧与冲突,以致义熙六年最终被逼自杀。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     

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由竞进到退让的历程

晋宋之际 ,政局多变 ,已趋于衰落的门阀士族积极投身政治运动 ,期冀在新王朝重振家声。随着刘宋皇权的日渐加强 ,统治者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种种限制、打击措施 ,迫使他们不得不从竞进转向退让 ,一步步退出了权力中心     

士族政治的档案书--谱牒

魏、晋用“九品官人法”取士,所根据的档案是各州郡的“簿状”。其后,士族形成,集合士族家好、族语编成的《百家好》代替了簿状。谱中的高门出仕优先,任官容易升迁。为了保持士族的“纯洁性”,高门只与高门通婚。这情况维持到南北朝末年。隋、唐士族任官的特权丧失了,仍维持着高门之间通婚,唐朝三修士族谱牒,就起到了这种档案作用。     

"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祖先神话与六朝士族精神的建立——以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为例

门阀政治鼎盛的两晋南朝时期,谱牒学开始兴盛。在编缀姓祖神话的同时,高门士族也在无意识中进行着家族精神和自我价值观的逐步建构与完善。这个过程,会从家族成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中以不同方式曲折地投射出来,成为后世读者眼中独具风采的家族特征。本文以南朝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为切入点,对上述现象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禹凿晋水在鬷川——鲧禹治水的史学思考

大禹是我国远古时期一位部落酋长,封地在大夏,即陶唐氏的鬷川,今为运城市姚暹渠流域。尧舜禹同都冀方,冀方即河东盐池及冀氏封地苦城安邑。大禹治水即治盐,其核心工程,就是开凿晋水。鬷川的下、中、上游都有晋水的踪迹。刘海即鬷夷氏（冯夷氏）,图腾或族徽为蛙鳖（W）纹,习称大禹。大禹治水是尧舜时代的一场科技革命,它以冀州为中心,治水、治军、治政、治赋、治役,同时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使华夏告别了原始社会,跨入文明王国的门槛。     

论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及刘备失荆州的原因——兼与朱子彦教授商榷

朱子彦教授提出的“诸葛亮为夺取权力而不惜失掉荆州、假手东吴杀掉关羽”的观点是错误的;诸葛亮与关羽之间并无所谓的权力斗争,刘备失去荆州的主要原因是刘备集团在夺得汉中后产生了骄傲情绪,以致对孙权疏于防范、对关羽救援不及。     

韩柳明道之文的不同理性品格

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使他的思想资源十分有限，对问题的思考也只能在传统儒学的体制内进行，因而他的道论难以超越先儒思想的局限；而柳宗元以儒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 主张，实质上是要构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这也是他一系列闪光思想的源头活水。韩愈的保守意识还使他对儒学典籍缺乏怀疑，对其中的材料往往不加辨析，直接用作立论的依据，在逻辑上也存在诸多疏漏。而柳宗元要挑战传统儒学，就必须确保论据的真实可靠和论证过程的无愉可击。倘从理性品格的角度进行评判，柳是远在韩之上的。     

论柳永对宋玉《九辩》的继承

宋玉的《九辩》开创了中国文学悲秋的主题,其影响源远流长。通读柳永的《乐章集》,不难发现集中频频以宋玉自况。在其创作中不只直接引用或间接化用宋玉作品的句子,同时也在创作中屡屡涉及宋玉的轶事,其羁旅行役词尤其继承了宋玉悲秋的主题。柳永的文学创作主要从创作精神、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等几方面,提现出对宋玉《九辩》的借鉴和继承。     

韩愈的交游与古文之兴

本文从韩愈的交游重新审视古文和古文运动,认为:柳宗元作古文不像韩愈那样弘扬古道,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思想、性情为文,缺少与韩愈共倡古文的自觉。韩门弟子李翱趣味重在修史,张籍为韩愈所重却乐与白居易、元稹以诗为务,皇甫的好新奇与古文的传古道有所不同。张籍弃俗而从好古文的寂寞之道以及李翱的不合时俗而学古文,可见古文处世的艰难。在韩愈的其他交游中,孟郊创作的趣味在诗,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重诗且言不称古文,同样说明古文在当时声势的微弱。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周瑜性格的再评价:“小气”还是“大器”

周瑜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又是三国时期实有其人的吴国重要辅臣。罗贯中出于拥刘的写作宗旨,在其笔下的周瑜身上,虽显露出许多才气、勇气,但更多的是"小气"。因此,在谈周瑜才气、勇气的同时,必须透过小说中周瑜"小气"的现象去考证其源由,以还周瑜的本来面目———大器。     

论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关系

曹禺剧作中的男性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懦弱型”的儿子,一类则是“权威型”的父亲.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强与弱的反差造成了父子之间的冲突缺少一种斗争的张力,因而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冲突”始终未能真正形成.而曹禺的这种创作倾向是与他的个性气质、家庭环境、童年生活及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的.对曹禺而言,他的创作可能无法超越自身的情感体验.     

刘裕的猜忌心理与用人政策探析

刘裕为了排除竞争对手和根除后患大杀功臣异己,成为关中失守和尔后宋魏战争刘宋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刘裕出身低微,担心高门士族不能屈尊拥戴他,于是大杀士族豪强以树立朝望;惟恐晋司马氏复辟,于是对其诛戮不已,造成其后国内政局动荡、树立死敌;刘裕首开杀害禅位皇帝和残害前朝宗室的先例,使其后代自食其果。刘裕因猜忌杀害功臣名将的衣钵被其后代继承,重用宗室政策,成为宗室叛乱和骨肉相残的根源。这些都加速了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