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

明确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是由举证责任性质以及控辩角色差异决定的，是实现控辩对抗、防止司法机关转嫁举证责任的必然要求。明确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应当遵循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并重的原则，从立法上规定被告人只对有利于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被告人的举证责任分为自由举证责任和强制举证责任，前者以保障人权为主要价值取向，后者体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为保障刑事被告人实现其举证责任，还需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充实辩护律师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中人权的尊重与保障问题之思考

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新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二备,这表现了我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履行。本文通过对被害人、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权的保障与尊重问题的分析,表明了我国刑诉法对人权问题的重视,更体现了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论纲

新刑诉法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本文从我国建立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总结出该制度在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并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该制度的完善建议.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论纲

新刑诉法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本文从我国建立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总结出该制度在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并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该制度的完善建议.     

儒学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

新刑诉法中提出了人权保障理念,要求检察机关在自侦活动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中国传统儒学中的礼法精华,提倡"仁"以及"爱人",从道德层面去教育和感化当事人,正好契合了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需要。在儒家文化与职务犯罪侦查之间建立某种勾连,在侦查实践中融入儒学因子,不但能够有效地惩治犯罪,而且能够更有效地保障人权。     

论我国口供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被告人口供的规定过于抽象和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及相关的证据规则,难以保障口供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还使刑事诉讼法应有的人权保障之机能得不到实现.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因此,加强口供立法工作,建构我国的口供证据规则,实现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平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刑事被告人对质权及其保障——以证人出庭制度为中心

我国刑诉法有关当事人质证权的规定从理论上讲可以包含被告人对质权的相关内容,但是与国际公约的规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刑诉法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证人出庭制度在保障被告人对质权方面仍然重视不够、力度不足。应当明确确立严格意义上的作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对质权,并从保障被告人对质权的角度思考证人应当出庭与否的问题,以实现真实查明和权利保障、实体公正和正当程序之间的平衡。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诉法变迁:1979-2018年

<正>作为"宪法测震仪""应用宪法"的刑诉法,历来是人权保障的晴雨表,一部刑诉法变迁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权保障不断提升的历史,"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我国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就是证明。被害人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参与方,保障被害人权利历来是刑诉法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基于这样的理论预设与实践认知,从赋能被害人角度检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刑诉法之变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与实践价值。     

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困境与破解

证人证言作为我国刑诉法中明文规定的一种证据种类,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基于此,证人证言的重要性也直接决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刑诉法具体条文的研读,发现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相关条文的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的不足,进而提出我国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条文应当明确证人应当强制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明确证人作证前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的责任主体是人民法院的几点改善建议,以期为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刍议未决羁押犯的劳动权问题

众所周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法的两大机能,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学法界在经历了长期一味重视惩罚犯罪,忽视保障人权机能的阶段后,已经逐步认识到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要性,近年来,向人权保障方向倾斜,寻求两个机能之间的平衡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的共识。在刑事诉讼法领域,这个倾向可以体现在对未决羁押犯相关权利的关注。未决羁押犯的权利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寻求了未决羁押犯的劳动权问题这个小切入点,做了一下研究理解。     

当代宪法与人权保障

宪法与人权关系密切。宪法作为人权的保障书，其主要职能是为了保障人权。我国现行宪法是对已有人权的确认，但同时在人权的规定上仍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处。因此，要通过实施宪法，确认人权范围、确立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宪法的人权的保障功能。     

浅析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人权保护已普遍为世界各国法律所重视,也是实现国家法治化、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刑事诉讼法是保证准确惩罚犯罪、保护人权的重要法律之一,通过规定诉讼原则、程序,特别是各种诉讼法律关系,实现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下,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为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诉讼权利,但仍存在众多权利保障的缺失需要立法加以完善.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的价值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人权保障的天平始终倾向与被告人。同样处于当事人地位的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趋以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本文对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目的是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从李庄案论立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重庆李庄案的判决给法学界留下了一些有关程序方面的讨论素材,其中证人出庭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前,我国的刑事证人出庭率非常之低,已经影响到97年刑诉法修改初衷的实现.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我国也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一些程序,从而保证证人能顺利出庭.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论证言笔录的证据能力

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我国刑事审判的一大顽疾。刑诉法修改后针对该问题,从证人出庭的条件、强制证人出庭、证人补偿、证人保护等各方面做出了规定,但却忽略了证言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则混淆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也缺少诉权制约裁判权的理念与机制,体现了我国程序工具主义的传统。在该问题上,案卷移送制度的恢复也是不容忽视的。     

亲属拒证权的西方法渊源

刑事诉讼法二次修正草案关于亲属拒证权的规定,意味着我国强制出庭制度条款将不再适用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亲属拒证权规定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继承,也是对西方相关法律的借鉴,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兼顾的精神,标志着我国证据制度正在接近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标准。     

浅谈证人拒证权的价值分析及立法选择

西方许多国家在其证据规则中均赋予了证人拒证的权利，我国诉讼法中尚无此项规定。是否选择此项权利与国家对发现真实和证人权益保障的价值平衡的认识有关。在人权保障日益加强的今天．我国证人权益保护的立法缺陷凸显。应结合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在保持现行法律特色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建立我国证人拒证权制度。     

论行政法律制度对人权的保障——以人身权、财产权为对象

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开始重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作用。在民主国家,行政法律体系是以保障人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并在人权保障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的行政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确立了许多制度,在人权保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行政法律制度中还存在很多缺憾,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法律适用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实现了监视居住与逮捕强制措施的无缝衔接,增强了立法的科学性,但该规定过于原则。笔者认为,“特别重大”应以统一的数额标准、国家利益等方面来界定,居所应以宾馆、招待所等临时场所为限,检察监督以提请纠正权和惩戒权保障其效力的实现,以契合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这一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