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的新趋势：农民市民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市民化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紧迫性.农民市民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我国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

从农民到市民是长期以来许多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却逐渐成为一种"问题化"了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郊区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一种完全被制度化安排的"被市民化"的过程,这种被市民化的结果既会给新市民群体带来许多困境,也很容易引发新的城乡冲突与潜在社会危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的新型中国城乡关系及其问题进行反思,并寻求相关解决之道。     

农民市民化与电大教育空间

城镇化战略中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单纯的人口聚居,更重要的是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转化,市民社会的发展蕴涵着市民角色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精神和品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具备市民意识和精神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存在着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障碍的阻碍,对电大而言,要在这些障碍中寻求机遇,充分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紧密结合农民市民化的实际需要,研究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教育策略,开发教育资源。     

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大中城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景观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相脱节的现象,使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实际上,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不断地促进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到空间开放的催化、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的形成;而这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深刻地表明,农民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形态变迁的空间过程。     

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我国教育的城市化特征非常明显,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的城市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农民所接受的教育培训无论从培训内容还是从培训形式来说都是按照城市化模式设置的,其目标导向也是为城市服务的,但是他们自身并没有实现市民化,这就使得农民与教育培训之间的不相适应性问题非常突出。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最能解释农民教育培训意愿差异的是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变量,其次是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变量,解释能力最弱的是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变量。     

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市民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但当前的农民市民化进程,还存在着诸多障碍,主要有农民自身和城市居民认识上的障碍,农民自身的素质障碍,制度性障碍等。     

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无论是主动市民化还是被动市民化,城市郊区的农民市民化一般都是在城市土地扩张和城市建设重心外移的背景下,借助于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强力推动而进行的.如果我们把农民市民化过程看作一个有机系统的话,它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支持结构.可以说,农民市民化是在城乡比较差异和相关政策的社会与制度背景下,依赖于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社会网络的综合运作而得以实现的.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探析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由于违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出现了城郊农民市民化现象。身份的变化,带来了其社会权利、生产生活方式、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的转变,然而在改变过程中不乏许多被动接受市民身份的群体。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就地市民化道路探索——以德州两区同建为例

新一轮城市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火车头”,是协调工农和城乡关系的“融合剂”.而农民市民化作为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相协调的重要机制,不仅体现在居住环境、职业身份的转变上,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属性的转变与社会意义的重构.德州两区同建的有益实践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就地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启示.     

大力推进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就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看，农民自由选择做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的环境日渐改善，条件基本成熟，社舍各方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推进农民市民化，加快全面小康实现的步伐。     

我国农民工的由来与走向

与国际上许多国家不同,我国城镇化一般要经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第二个过程是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只有相继完成这两个过程,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才称得上真正实现。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困难,不在于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是在于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农民工指的是农民的身份没有改变,而又进城打工的工人。农民工是城乡差别在城市的缩影,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消亡之日．就是农民工终结之时。要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而且,改革力度又不能超越发展程度。可见我国城镇化道路之漫长,任务之艰辛。     

城乡统筹进程中农民群体社会身份的重构

城乡统筹的关键是重构农民群体的社会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的社会身份已经步入一个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在城乡经济统筹政策背景下,农民群体社会身份重构的基本路径有四：政策性禁锢的解除;社会分类标准体系的更新;政治话语权的获取;农村经济实力的提升。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

“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往往被视为“城市化”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取另一种视角,以城市社会学为基本范式,从探讨“农民”与“市民”的属性差异、市民化所涉及的人们生活意识和生活式样的变化等问题入手,来解释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实质所在,或许能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达到更深切的认识。     

对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的深层原因，在于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受阻。而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艰巨性，在相当程度上又和我国所选择的超前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与其相互依存的城市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联结在一起。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     

乡间集市功能转型:传统农民终结的路径探讨

乡间集市是适应传统农民自足生产和生活需求而自发形成的基层市场,对传统农民的自足性生产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促成了传统农民社会行动的一体化,是乡村的文化的主要活动场所和承载者,在以传统生产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农村社会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农村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使农民生产扩大、面向市场寻求经济利益或使家庭农业朝向产业化发展,以及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型农民的转变,乡间集市难以和新的生产组合方式相适应,因此需要乡间集市功能的转型。在农民生产能力和乡间市场能力共同扩大的过程中,最终促成了传统农民的终结。     

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

农业是当前我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瓶颈。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始终坚持加强、支持、保护农业不动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

农民被征地是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的必然.在我国,土地仍然担负着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功能,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收,就意味着农民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他们的养老、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随之产生.从我国国情和被征地农民的迫切要求出发,现阶段尽快为被征地农民构建"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壮有所业"的社会保障机制,是现阶段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生活保障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佳选择.     

缺陷与重建:工业城市化率的思考

城市化率不仅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还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起着导向作用,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城市化率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分析,目前采用的按"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得出的城市化率具有不准确、不科学、不稳定等缺陷,可以按"从事职业"及"生活来源"作为划分市民和农民的主要依据,并以此计算城市化率,这种新的城市化率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稳步提高,便于操作、真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