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固守:民国词人仇埰词业活动及其文化立场

仇埰早以教育名家闻名,五十以后肆力为词,为时人所称许。先后参加"仓庚"唱和,组织蓼辛词社、如社、午社,与民国主流词坛关系密切;同时,又以馀力整理乡邦词学文献,辑录《金陵词钞续编》。其词业活动是传统词人的习惯做法,且在民国"体制内派"词人中颇具代表性。在西学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仇埰诸人的此种活动,背后隐藏着对新文化的警惕,以及寻求文化归属的心理动因。     

再造传统：70余年来词论研究的演变与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词论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重思想,轻艺术"的批评取向和"重豪放,轻婉约"的审美标准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过分注重社会功能的词学批评标准得到反思与纠正,词论研究进入反思、探索、再评价阶段。21世纪初至今,词论研究日益与数字人文技术的更新相结合,与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相结合,与海外词学研究的发展相结合。不断成熟的新技术工具,不但改变了词学领域知识生产的原料选择,而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词学领域知识生产成果的流通与消费形式。     

清代女性词社初探

清代是词学和词社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女性词创作的高峰期。清代女性词社是清代词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所论及的清溪吟社、顾春社等女性词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和创作面目,为清代词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夏承焘与夏敬观词学交游考论

民国词坛大家夏承焘与夏敬观的词学交游可分两阶段:一是1929年至1938年,夏承焘在杭州,夏敬观在上海,主要以信函往来; 二是1939年至1942年,夏承焘因战乱避居沪上,以午社雅集为中心,与夏敬观交往密切。民国时期是“二夏”词学“交集”期,其交游具有层递性与连续性。夏敬观提携夏承焘,体现词学代代承衍; 同为“新变派”,二人围绕“四声之争”辨议词学,共同架构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过渡的桥梁。     

民国词坛“四声之争”钩沉--以午社词人为中心

晚清以来,填词严守四声成为词坛一时风气,其流弊引起民国词人的诸多争议。以冒鹤亭、夏承焘、龙榆生、吴庠、夏敬观等为核心的午社词人对此讨论最为集中和激烈。诸人对四声或倡言支持,或痛陈其弊,或居间调和,并引来张尔田、施则敬等午社外词学名流的加入。众人关于四声问题的不同立场,实际呈现的是民国词人从文字格律寻绎词体音乐属性的理论努力。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亦有拥护,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的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21世纪词学研究之大势

21世纪的词学研究将在对20世纪词学研究的全面盘点和考量中继续开拓前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的多元化、多角度、多样化研究格局仍为21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发展态势。21世纪的词学研究将一洗此前研究的浮泛和粗糙而代之以沉着和理性，在不断完善前修的同时，更注重创新，以建构词学研究的当代话语。     

沤社与清末民国诗词社团交游考论

沤社是民国中期成立的词社,成员交游历时长、空间广。通过对沤社的交游考察发现,沤社是在清末民国与南北诗词社团交游中逐渐形成的,而且成为民国时期沟通南北社团及民国前后期词社的连接点;上海成为了民国时期结社重镇,改变了以往京都为唱和中心的"文学地图";诗词社员交游与结社的基础基于相似的文化与遗民背景,词社之间的交往,词学观念与创作均会相互影响。最后,由于社会传媒的发展,沤社成员又成为了《词学季刊》报刊词人群,完成了传统词社成员的现代转变。     

“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

石滨纯太郎、陈寅恪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但该词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学术界并未发展成为公认的术语。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实际上主要由中国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推动完成,并作为学科名被最终确立下来。     

陶行知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一个以留关归国知识分子为主体.文教界各方面有识之士广泛参与的教育社团.该社团开辟了国内教育社团自力更生的先河,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作为该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任期间为社团的活动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华教育改进社也为陶行知的个人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本文试图探讨陶行知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以期对当今教育团体的良性发展提供某些借鉴.     

明代前期词学家考论

明代前期,治词学者甚少,但有三位词学家的词学活动成为此期词坛上的亮点,这三位词学家分别是吴讷、黄溥与徐伯龄。其中,吴讷《百家词》在编辑年代上学术界存有异议;之后有黄溥、徐伯龄,尤其是徐伯龄的生活年代学界亦有不同看法。通过对吴讷《百家词》的编纂年代以及黄溥、徐伯龄的生活年代的考证以及对三位词学家词学活动的评述,彰显明代前期词学观念的发展变化。     

语言分析与作品意义——美籍学者孙康宜的柳永、苏轼词研究探微

孙康宜先生的词学研究专著《词与文类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采用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重新审视词学发展历程,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美文学研究界流行的“文体研究“的新方向。在对柳永词和苏轼词的研究中,孙康宜先生“透过语言分析来探索作品的意义“,从措辞、语法、句法、文体出发,通过对零落的词语和段落进行非常谨慎、细致而感性的分析,破解研究对象的内涵,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都给后来的词学研究者以启发和借鉴。     

鲁迅与《狂飙》

<狂飙>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是文学史上继太阳社与创造社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社团——狂飙社的核心刊物,由高长虹担任主编.鲁迅虽然没有在<狂飙>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他对<狂飙>的创办却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提携主编高长虹;在上面翻译作品鼓励青年;在与"狂飙社"成员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依然以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情怀关照着<狂飙>的发展.鲁迅重视以报刊传递文学思想的这个舆论手段,推动着文学与传媒的发展.     

姜夔词研究述评

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词学史上,姜夔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姜夔词的研究一直没能给予正确的定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词学研究的全面勃兴,对姜夔词的研究相应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种状况下,本文拟从姜词的思想蕴涵、艺术风格、小序研究、词史地位四个方面述评1990—2000年间关于姜夔词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以期在把握姜词研究动态的同时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论民国江西词人群体

民国时期江西词人以《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学衡》《青鹤》等杂志为依托,分别形成以夏敬观、龙榆生为领袖以及以王易、胡先骕为首的两支词人群。江西词人群体是以地缘、业缘、学缘为纽带结成,他们早期词学梦窗、彊村,词境质实、词风晦涩、情感沉郁;20世纪30年代中叶后标举"苏辛",以词纪史,书写时事,词风飚烈。民国江西词人群体不仅延续了千年词统,以词记述民国特殊时期的家国史、学人心灵史,更促使时代词坛风会由"梦窗"转为"苏辛",为新中国培植了大批词学传人。     

政治文化场的文学社群--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社团个案解析

在整合的政治化和学社群的理念支配下,20世纪20年代新学社团流派的生成,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化场效应。比如,学研究会：社与会组织形态的政治理念;创造社与派的人心态的政治态度;新月社：自由与独立兼容并包的政治立场。重新清理和缕析他们在政治化心理影响下聚散组合的化内涵、政治化的学群体意识、独特视域里的生命群体形态,指在还原一种“场的互动结构”里,他们作为学社群个案的存在。     

越台词社考论

越台词社是清代后期广东地区的一个重要词社。词社成员大都来自学海堂,理论上一致主张诗词同源,认同浙西词派的审美风格,推崇白石,社作也体现了浙西风格。越台词社为粤东培养了很多词人,是清后期粤东词学兴起的起点。     

论唐圭璋的《梦桐词》

唐圭璋先生乃20世纪词学宗师,以一人之力编纂的《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文献嘉惠词林,功徳无量。先生不独词学湛深,且词心醇厚,词才清拔,词学、词才、词心三者集于一身,他的《梦桐词》小令长调兼擅,尤以小令见胜,在民国词坛占有一席之地。《梦桐词》中的《南云小稿》写于抗战时期,集中抒发了悼亡之情与乡关之思,个体的痛苦扎根于时代的痛苦之上,蕴含着民胞物与之怀,堪称血泪凝成的性灵文字,不少作品达到了重拙大的境界。先生抗战前的作品大抵为词社雅集之作,多写长调涩体,严守四声,尚未摆脱拟古习气。解放之后的词作多为歌颂承平的应景之作。     

提升班级主题活动教育价值的实践策略

班队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学校教育活动。20世纪70年代前,这些活动多围绕大型节日以及全校性的大型文艺演出开展;20世纪70年代后,班队活动更多地关注了学生的发展需要,培养其多方面的情感表达。到20世纪90年代,在素质教育的呼声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受到推崇,班队活动逐渐呈现“主题活动化”以及“活动系列化”的趋势。     

产学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国际考察:基于日本的案例研究

大学与产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功能的扩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际高等教育与产业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学与产业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得以真正确立。日本科研机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产学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政府致力于产学合作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为产学合作发展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产官学”模式的国家政策及大学管理体制的变化推动了日本产学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学合作突出地表现为大学开展形式多样的产学科研合作活动、大学建立风险企业、大学普遍设立TLO机构以经营知识产权、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